所谓学风，应该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环境中形成的表现士人们的学术价值倾向、学术风格、学术心理、学术体系等因素在内的一种文化氛围的综合体现。可见，学风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特征。鸦片战争前后，湖南的学风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学特征，又表现了一定的反传统，开启了经世致用之学的先河，也就是以传统为体，以经世为用。一方面，湖南的知识分子们也和全国士人学子一样，从小学习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经典，成人之后就跻身科举之途，寻求为官之道。因为中国的封建体制早已将“学途”与“仕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和必要前提，后者则是前者的目的和归宿。
湘军兴起之前，湖南的士人像汤鹏、黄本骥、邹汉勋、罗典、邓显鹤、胡达源、曾国藩、李元度等无一不是选择了传统的致仕之途，《清史稿》在论曾国藩的成功之道时也说过：“国藩事功，本于学问”这句经典结语就体现了湖南士子的传统之道。正是曾国藩在科举道路上的执着追求和锐意功名，才最终成就了他后来的一番事业。“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雌卵变蛟龙”。[12]正好体现了他在科举道路上的心路历程。就是那些后来通过加入湘军跻身官场的人物，如曾国荃、左宗棠、刘长佑、彭玉麟、江忠源等也先后在科举之途上辛勤耕耘过，因为在世人眼里，科举才是正途。另一方面，湖南的士人又开始谋求开一代风气，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逐渐开始反传统，于是嘉道之际的湖南又出现了一种经世致用之学，其特征是一反过去乾嘉学派的不谙时事，空谈义理的学风，讲求以现实的态度面对社会，主张学以致用，专攻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他们普遍关心国家的政务，如荒政、盐政、漕政、河政、吏治、文治、武功等，以跻身官场为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手段，希望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来改变社会的弊端，澄清天下。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左宗棠等。其中曾国藩既拥有旧学、儒学的功底，又通晓新学、西学的阐发；既维护旧事物，又能开风气之先；既具有盖世的文笔，又表现超凡的武略。其《议汰兵疏》便是证明，时人称他为“旧教育中的特产人物”[13]。左宗棠的入世观点也是“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耳”[14]。他认为达则为士，用以治世，不达则求为富翁，非常直接地表达了经世致用的观点。(www.xing528.com)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此间湖南的士大夫普遍表现出对古今兵法的热忱，喜读兵书、谈兵事。如左宗棠胸罗古今地图兵法；罗泽南多论兵家形要；丁叙忠编有明代王、戚诸家兵法；邹汉章、邹汉勋兄弟均留心图地兵制之学；李元度更是大谈用兵策略。可见，嘉道年间的湖南有识之士兼具传统与经世、文韬和武略之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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