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两篇重要文献外，起义军还曾经张贴了反映其斗争宗旨的对联。据民国《兴文县志》卷三十六《事纪》记载，咸丰九年（1859），起义军在叙州真武山刻有一联：
圣主本仁慈，恨尔贪官污吏，败坏大明二百余年基业；
皇天多眷顾，凭我猛将雄兵，扫清胡腥一十七省山河。[8]
李永和、卯德兴营建铁山基地时，这副对联又曾贴往李永和驻铁山观音阁的大营以及卯德兴驻卞家祠的军营，不过字句略有差异：
旧主本慈仁，可恨污吏贪官，残害二百余年基业；
新君多智勇，带来雄兵猛将，扫平一十七省山河。[9]
清人无名氏手稿《贼复至记略》中还记载有义军的一副对联：
杀贪官以救民，原为黎民造福；分豪户而济众，但愿大众归心。[10](https://www.xing528.com)
上引三副对联，如果单独来看，第一副具有鲜明的反满倾向；第二、三副则类似历史上一些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主张。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我以为不宜孤立地看待某一对联或口号的宗旨，而应该结合语境和史事进行综合分析。据1958年编写的《垫江乡土教材》记载，义军首领周绍涌登上鹤游坪后，“就竖起‘推满复汉’、‘打富济贫’的旗帜”[11]。这八个字的旗号正好把义军上述对联所表达的内容作了很好的概括。“打富济贫”、“杀贪官以救民”、“分豪富以济众”等号召，虽然没有超出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斗争宗旨的范围，反映了统治集团与下层民众的矛盾。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李蓝义军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表明中国固有的社会矛盾在西南地区的激化。但值得注意的是，提出“打富济贫”的同时又提出“推满复汉”这一口号，这表明两者有相互关联的宗旨。满洲贵族自入关以来，实行凶残的民族屠杀和民族压迫政策，给汉族人民留下惨痛的伤痕。国内的民族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清初以来，反满抗争持续不断。最初是汉族传统士大夫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进行抗清活动，接着，“反清复明”的口号又成为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秘密会党的反抗宗旨。但是，当这个口号从士大夫手中转移到秘密会党手中时，它所包含的内容，就不仅反映满汉民族矛盾，而且也反映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嘉庆时期川陕白莲教起义的口号是“官逼民反”、“替天行道”，[12]并没有突出“反满”的主题。这是因为经过康雍乾“盛世”，清初尖锐的民族矛盾毕竟暂时得到了缓和，而社会矛盾则趋于激化，因而“官逼民反”之类的口号对广大下层民众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李蓝起义为什么又重新提出“推满复汉”口号？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从上述对联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这个口号和清初的“反清复明”口号已有所不同，或多或少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首先，李蓝起义强调的“推满复汉”，不是要恢复明朝的统治，而是希望建立与清廷对立的新政权。上引对联中与“旧主”相对应的是“新君”，似乎表明起义军反清的目的是要建立以义军首领为“新君”的政权。事实正是如此，李永和已经自称“顺天王”，并“有木印大如斗，其篆文云：受命于天，唯德永昌”[13]。同时改年号为“顺天”，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初八日，起义军在资阳南津驿“张贴伪示，称顺天二年”。[14]作为一场旧式农民战争的领袖，是不可能摆脱帝制自为和皇权主义影响的，其建立的政权最终也只能成为帝制政权。但是，义军希望建立与清廷对峙的政权，由这政权来“杀贪官以救民”、“分豪富以济众”，这无疑反映了下层民众的诉求，而不是“明朝遗民”的宿愿。
其次，“推满复汉”的口号开始有了反对外国侵略和清廷暴政的双重内容。李蓝起义的爆发起因于国内社会矛盾（主要是官民矛盾）的激化，而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却又是外国入侵的结果。列强的入侵，一方面加剧了清王朝的财政危机，转而加重劳动人民负担；另一方面造成了鸦片的泛滥，由此出现了铤而走险的烟帮和清政府征收“洋药厘金”，迫害烟帮的暴政，成为李蓝起义的导火线。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李蓝起义是外国入侵所激起的反抗。正如马克思在当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15]
当然，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义军对其反抗宗旨的表述。上引《求贤诏》即指出：“清夷失道，海内沸腾。粤人既踞江南，洋鬼复燃燕北。”这句话明确说明了正是由于清王朝的暴政造成民怨沸腾，从而引发了太平天国的反清起义，并导致了英法联军进占北京的民族危机。周绍涌在鹤游坪发布的《檄文》，更是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正是清王朝的种种暴政残民行径和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才最终造成严重的外患内忧，“此夷之所以窃踞燕京，我豪杰之义举于西蜀者也”。难能可贵的是，起义军似乎已经揭示了这样的“历史逻辑”——正是由于清王朝的腐败统治而国本败坏，才使得外国侵略者能长驱直入，攻占北京。那么，广大民众揭竿而起，“扫清胡腥”，挽回社稷，重整山河，正是为了使中国不再遭受外侮。或许可以说，这一思想是以后中国人民得出“反帝必反清”结论的最初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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