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朝康熙年间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广西百余年未再发生大的动乱。在这一时期，随着人口仍在不断增加，而耕地开发却接近极限，地少人多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据统计，顺治年间广西全省人均耕地约为14亩，乾隆后期外地流民入桂如潮，广西人口直线上升，而耕地总面积依旧，人均耕地锐减至1.5亩左右；咸丰元年（1851）人均耕地更减至不足1.2亩，低于同期全国人均耕地1.78亩的水平[18]，显然难以供给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再者，大部分耕地操纵在官府、地主手中，广大农民占有的耕地少得可怜。以嘉庆、道光年间的金田村为例，全村水田约为七百五十亩，本村韦、谢两姓地主各占有约一百亩，外村地主又占去四百四十多亩，地主共占土地六百四十多亩，为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地租一般是佃农收获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有的高到百分之八十。[19]在浔州和郁林州等人口密集或山多田少的地区，出现了“佃众田稀”、纷起“抢耕”的现象。[20]在人均耕地越来越少的同时，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官府敲骨吸髓式的压榨，高利贷与典当业的盛行，导致大量自耕农、半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游民。以桂平县为例，到道光后期，境内田地大多为富室所有；普通农户生活凄苦，“六月新债催，十月新租急，两造谷穰穰，终岁无一粒”。[21]广西原本山多地少，且耕作粗放，水利落后，单位面积产量较低，素称“地瘠民贫”。而土地问题的激化则使民生问题更加严峻。
最早的拜上帝会成员，除部分破产农民之外，还有在山林地区的煤矿中劳作的矿工，或是铁匠、木匠、卖货郎之类的小商贩，另有一些在圩市中逐日寻活干的零工。一位早期的拜上帝会成员谈及早年的生活经历时说：“吾家困窘，食不果腹，以耕田为生，耕种山坡梯田或外出作雇工，聊以度日，知命认穷。自八岁至十岁吾随伯父读书，然因家贫而娺学。但吾在多所书塾作仆役，故颇认得此等书塾。”广西地区素以“地瘠民贫”而出名，加上道光末年旱灾频繁，导致广西地区饥荒频现，以至有些饥不择食的矿工竞吞食煤土。[22]可见，寻求生计的稳定，是客家人参加拜上帝会的重要原因。太平天国起义后，被清军抓获的拜上帝会成员李进富说：“每日食饭，口念感谢上帝，有衣有吃二句。”[23]李秀成在自述中写道：“实因食而随，此是真言也。”[24]“在家贫寒……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十岁之上，具（俱）自与我父母寻食度日而已……西王在我家近村乡居驻，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全家食饭，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25]
在上述背景下，广西桂平地区长期处于动荡的状态，广大农民随时会陷入破产失业、流离失所的境地。对于他们来说，眼前只有三条路：要么回到广东原居住地，要么参加当时风起云涌的会党，要么加入拜上帝会，这三条路都有人选择。在拜上帝会传教后，当地大多数客家人还是选择了加入拜上帝会，而且有时是拖家带口甚至整条村和整个家族一起加入拜上帝会。其中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偶然性。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载，“其时有客家富人温姓者纳一女子为妾，此女已与一本地人订婚，遂起争执。温姓与女子父母协商，予以重金，因此不愿退让与本地人……客家人与本地人未几发生械斗于贵县境内，复有许多村乡加入战团，战事起于八月二十八日，其始客家人占胜利……但本地人越战越强，经验越富，又以其人数多数倍，卒将客家人击败，焚其屋宇，以致许多人无家可归的客家加入拜上帝会，受到了拜上帝会的保护，其加入的人数约3000”[26]，“使金田起义呈现燎原之势的一件动力”[27]。(www.xing528.com)
不过也有部分人入教动机不纯，他们入教更多地想通过依靠人多势众的教派在各种争斗中获得人数上的优势，而取得经济上的利益和地方上的权威。这方面的例子在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有所提及：
当三合会八匪首闻悉有一谪被派为教师之人因犯小事即被杀，甚为不安，即言：“你们的军律似乎太严，我们不容易遵守，恐怕将来或犯小事又杀我们了。”因是之故，大头羊，大鲤及其他五匪首率众离开，后来投降官军转而攻洪军了。独有罗大纲留在洪军不去，因彼正爱其军律之严及治军之教理。[28]
拜上帝会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注意吸收会党。比如在道光三十年（1850）五月，当时依附于陆九、黄文金的拜上帝会教民苏十九率众赶来金田参加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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