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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土客矛盾频发-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社会纪念研讨会论文集

时间:2023-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广西客家人是指祖籍在粤、闽、赣地区,以客家方言为母语并认同于客家历史、文化,明清时期已在广西落户的客家人。明末清初的广西由于经历了南明政权的抗清战争和“三藩之乱”,受到的破坏十分严重。由于客家人自身实力有限以及本地区土民宗族势力强大,再加上官府在土民与客家之间冲突的不作为,使客家在屡次的械斗中都处于下风。[13]土客人之间的大规模械斗,正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为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广西土客矛盾频发-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社会纪念研讨会论文集

拜上帝会中有众多的客家人,不是偶然的现象。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客家人和外省人的迁入是长期的历史现象。广西客家人是指祖籍在粤、闽、赣地区,以客家方言为母语并认同于客家历史、文化明清时期已在广西落户的客家人。

据广东梅州宗族姓氏族谱记载,从明中期开始陆续有数批族群从广东迁入广西。南迁定居在闽、赣、湘、粤的客家人,在清初民族压迫之下,汉族南迁热潮再起。明末清初的广西由于经历了南明政权的抗清战争和“三藩之乱”,受到的破坏十分严重。战争使本地区人口大量减少、土地抛荒。战乱过后,赤地千里,疮痍满目。清政府为恢复广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安定民生,采取移民垦殖的策略:以借牛种、农具,延缓起科年限等办法募民开荒,并以垦荒作为地方官考核的一项业绩。[1]顺治朝时,为了使流犯、逃民在新的地方安心开垦荒地,清廷规定:“徒犯均发遣屯田,按其年份开垦荒田多寡,事完释放,其愿留者,即永为己业。”[2]以“永为己业”的方式鼓励移垦者在当地定居。同时又定凡州、县、卫、所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官给牛种,三年起科。同时,清政府对那些“无主荒田”,准由官府“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3],作为己业。而且清政府还规定:对新垦土地给以六年免予“征收钱粮”的优惠待遇。[4]这一系列政策都有利于外省移民进入广西境内讨生活

先期进入广西境内的广东客家人主要以单身活动或单家独户为主,等到其个人能在广西境内生存下去之后再回到广东原居住地拖家带口地移居广西,进而吸引梅州地区各个客家族群为了生存而移居广西。清初有广东客家人移居广西的主要地区是:武宣、马平(今柳州)、桂平、平南、陆川、贵县、贺县、藤县。

清中期原在粤东北地区生活的客家族群,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与可耕作土地面积的减少,而继续向粤中、粤西地区南迁。然而,此次客家人南迁要面对的是与他们同种同源先期南迁的汉族移民后裔,他们文化更先进而且族群根基深厚。进入粤中、粤西地区的客家移民一般都佃种土民的田地,但由于其所居住的地方偏僻,客民不安于现状,部分客民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进而采取暴力的手段与土民争夺土地资源,官府在面对土民与客家之间的冲突时采取的是不理睬的态度,认为他们之间的械斗属于民间纠纷可以自行解决,有时还对客家人有偏见,认为其无事生非,是本地区的不安定因素。由于客家人自身实力有限以及本地区土民宗族势力强大,再加上官府在土民与客家之间冲突的不作为,使客家在屡次的械斗中都处于下风。土民为了断绝客家重新崛起的机会,在械斗后烧毁客家人的房屋与生产工具,使部分在械斗失败的客家人无法在本地区继续生存下去,惟有继续向广西地区迁移。

清中叶,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很快,而耕地的增长速度却相对滞后,出现了人均耕地面积急剧减少的现象。广东也不例外,与明清交替时期的混乱结束之后的1685年比较,虽经160多年的发展,到了1851年,耕地面积仅增长13%(415万亩),人口却迅速增加,从而人均耕地面积大为减少:从1685年的人均27亩,急剧降到18世纪后半期的人均2亩多;进入19世纪后,更减至人均不足2亩。(www.xing528.com)

以清中期的生产力水平来估算,人均必须有4亩耕地才可能维持生存需要,[5]即使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华南地区也需要3亩耕地。[6]由此可见,到18世纪中期,广东原有的耕地面积已经养活不了广东的人口了。粮食短缺,[7]成为影响广东治安稳定的严重问题。当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有二:一是从广西、湖南以及南洋地区大量输入粮食,二是让本地区过剩的人口移居外省、海外,或去广州府、佛山镇等地从事工商业。其中移住到距离近、交通便利,且有“田畴广美,中岁谷入,辄有余”美称的广西的人口最多。[8]尤其是遇上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时,广东不少地区会出现农民大量破产,成为流落各地的游民,部分游民会自然进入广西地区寻找生存机会。

先期到达广西的客家人,“男女倶勤农事,不惮辛劳,故春耕秋获,较之他田获利倍多。居积之家有田者咸愿批与耕种”。[9]他们由于没有财力,大部分都被地主雇佣于开发山地,进行佃种。“数世后其徒益繁,客主强弱”[10]。而后期流入广西的客家人一般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是社会上最穷困的阶层,有的被招纳为矿徒,有的在圩镇作佣工或担夫,但大部分都流入农村从事农业。不少人为了生存,只好向地主租佃。

由于可耕作土地有限,出现了众多佃农抢耕地主土地的现象,地主趁机提高地租加重佃农的经济负担,以致地租价格的上涨,使得部分客人交不起地租而再次成为流民。“山间佃众田稀,供不及求,谋耕急切,则租约必重。”[11]这成为一些地区客家人和土人斗争的重要原因:“其庐止跨居田中,旁无邻合。然族党之谊甚笃,遇有仇敌,及好勇斗狠,一呼百诺,荷戈负锸而至,□不畏死。土人来人常有口角相争,酿成械斗之案。”[12]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田州……因土客争雄,各集亡命,肆行焚劫。”“道光戊申二十八年……邑(贵县)之北岸,土客械斗,杀戮相寻者五年。”“道光二十八年间,桂平金田村黄、谭两姓因事酿斗,参加混斗者中各千余人”。道光三十年,贵县客家人和土人展开全县规模的械斗,互杀40多天。[13]土客人之间的大规模械斗,正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为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民国《桂平县志》说,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时,最初不过300人,不久,在土客械斗中失败的客家人,“男妇老弱三千余”加入起义队伍,“其势始盛”[14]。萧一山也说“贵县来人客家人与土人械斗……战争越八月,来人终不敌,,而相率败走,加入洪秀全上帝会,太平军之势始炽”。[15]石达开回忆道: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土人赶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等六人聚众起事。[16]洪秀全利用“客家人的关系,利用了这一民间血斗的时机,深入到这些由客家人组织成的集团里去宣传他的主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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