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棠经历的第三次清江浦危机是在同治元年。此前咸丰年间发生的两件事情促进了河臣的裁撤：一是“河决铜瓦厢，云帆转海，河运单微，贸易衰而物价滋”；二是“皖寇陷清江浦，河员裁而帑金绌，向之铜山金穴，湮为土灰”[43]。这两件事也进一步成就吴棠成为史上最有权力的漕运总督。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吴棠奉旨补授江宁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江北镇、道以下各官弁均暂归节制。吴棠上任伊始即奉谕旨：
所有漕河两标兵丁，本为押运防河而设。现在运漕既经暂停，河工亦无防可办，则两标兵丁，正堪为剿贼之用。著吴棠督饬各营，挑补足额，实力操演，以资堵剿。[44]
除了“督办江北粮台，江北镇、道以下各官弁均暂归节制”外，吴棠还有“漕河两标兵丁”可用。此时吴棠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就不仅仅是民团了，而是正规军，是有武器装备的正规军。而且，还有权力协兵协饷。因此，漕运总督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以淮安地势较偏，而清江浦扼南北之冲，“系冲、繁、疲、难四项兼全沿河要缺，南北通衙，差使络绎”。咸丰十年失守后，“经捻匪窜扰，地方凋敝，抚绥巡防，在在均关紧要”。[45]清河县知县黄寿豹即因失守降调。因此，清廷又谕令吴棠将漕运总督驻地由淮安府城移到清江浦，以便“北顾徐宿，南顾淮扬”。吴棠也认识到“清淮为南北冲要，密迩贼氛，水陆均须防遏”，受命后即于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驻扎清江，筹办一切。“藩司宜表率群僚，漕督复兼筹军务”，吴棠集二者于一身，因此清廷总以“筹兵筹饷训诲谆谆”。[46]而吴棠在这两件事上做得也很出色。很快他就有了一个表现的机会。
吴棠将漕运总督驻地由山阳移至清江浦后，即接手修建运河南、北岸圩。圩工未成，捻军来攻，吴棠急忙带勇迎战。战斗经过，同治《清河县志》记载得很详细。该年正月，宿、永捻首李成率部踞沭阳，计划东进，捻军二万多人至蒋家坝接应，绕至清军背后，准备袭击清淮。时清河知县万青选，始倡议筑围，工未及半，吴棠任署漕运总督，驻于清江浦。而捻军已来。吴棠一边招集人夫昼夜兴筑汰黄堤，上新土尺余，一边派兵抵挡。派参将朱光庭、副将袁吐功等驰屯钱家集六塘河，扼住捻军不使进向东南。捻军已至安东，大队人马十六日进往王家营河北岸，直逼王营。吴棠“亲督兵勇，于石马头固守，贼马纵横在目，而人无去志”。时兵马不过二千。捻军扑向渡口，遭都司吴凤柱抵挡。相持间，捻军马兵百余骑穿上清军的号衣，伪装成清军突然渡河。吴棠急令清军去头巾，捻军失利，余部退走阜宁东沟、东坎。吴棠率军快要到淮安时，捻军大至，游击陈国瑞等败之于车桥。捻军分屯淮安城外，清军分道环击，捻军惊逃。捻首聚集于百子堂，凭堤自保。吴棠夜率敢死队顺着河堤，急行抵达清江。二月初五日，捻军逼近河堤时，来援清军中，都统德楞额的三千吉林马队最称劲旅。对于如何防守，众议在沿河派兵防守。德楞额对众人说：“吾在此，贼必不渡河求死也。”二月六日，捻军渡过盐河直趋清江浦，于黄河滩遭遇清军。正逢大雾，捻军骑兵偷偷至王营西，袭清河圩。吴棠召集练丁巡视圩墙，捻军以万余众来扑，众无人色。“吴棠亲携胡床出坐圩门外，指挥应敌，炮丸如雨至。又派清军轻骑紧涉其后，掩旗帜，命清兵换上捻军的衣服混捻军中，甫抵北濠外，大呼‘杀贼’。”捻军大惊，赶紧撤退，被清军追赶十余里。清军袁世功等追至渔沟遇捻军埋伏，苦战得脱；吴棠派都司张从龙等追逐捻军之后，袁世功等整队反逼，将捻军击退。初六日，捻军径自渡河，德楞额整师迎击。“见贼骑蔽野，几堕马。麾其骑返走，贼乘之，直薄围堰下。德楞额狙伏缘壁以入堰，马落于沟中。从骑奔进，守围堰。屹立不动，发枪炮击贼，贼退。”[47]七日，捻军回踞桃源境众兴集。捻首魏坤等派二千余人自睢宁境达高作，计划联合东撤。吴棠分军迎击。陈国瑞连同游击杨得荣、守备郭宝昌等自南岸渡河，直逼众兴集捻圩。破之，捻军西退。时清河四乡“圩砦半就，受害不深”，亦得力于陈国瑞的认真防守。吴棠又发布《劝谕淮海各属筑圩保卫示并章程十二条》，饬淮安府属坚筑圩砦以阻捻军回窜，坚壁清野如徐州制。清淮之民没想到时隔两年，捻军再次来攻，于是王营镇“民皆汹惧，乃遵漕臣清野之策，筑圩寨，实稸牧其中”[48]。“嗣境内圩寨全筑，邻县亦俱成。捻军东来者，以不得食而散，故未入境也。”[49]而在这次保全清江浦的战斗中，吴棠不避艰险，将捻军击退，受到朝廷嘉奖。“诏以用少击众，奖录将士有差。”[50]
此事吴棠曾向其座师做过汇报：
棠受圣人特达之知，命驻扎清江，于岁首即移驻浦上，五日后即闻警信，今廿余日。残破之余，幸文武官民彻夜扼守，捻贼五六万盘扰清淮，十五六日竟已勉强支持，诚万幸也！仰记庇荫，可冀无事。此处圩工未成者千余丈，日夜赶做，至此方有六七成把握也。[51]
经过惊心动魄的战斗，清江浦化险为夷。吴棠不敢松懈。六月，清江南、北岸圩建成，吴棠调邳、睢、宿河兵一千名守之。又在南岸内建砖圩，北滨运河，余三面皆环以深堑。工竣后，上报朝廷。上谕曰：“清江浦扼南北之冲，吴棠相度地势，筑建圩墙，巨工告成。足见该署督办事认真，甚属可嘉。”[52]
江南河道总督裁撤后，部议增设淮扬镇总兵，归漕督节制，并酌改修防，留操防，定营制，裁官并兵。恰好镇人张海筹等“亦以重戍为请”。于是，同治二年，吴棠奏请将河标原额，悉隶镇标，另外于王家营增设镇标左营参将，领萧、睢营兵九百零九名，分防渔沟、杨家庄一带，下置中军守备、千总、协防外委、把总各一员，“以事巡微资镇捍”，得到清廷同意。[53]这些布置也为吴棠更好地防守清江浦提供了保障。
清江浦第三次之危成功解除，主要得益于吴棠不畏艰险的严防死守。吴棠带领清兵、团练，同时借助未修好的圩寨，不畏艰险，对县城进行严防死守，最终得以保全。如果吴棠也是闻风先遁、不做预防之辈，那么清江浦的命运可想而知。
总结三次清江浦的防守情形：第一次太平军攻陷扬州，威胁清淮，吴棠迅速结集练勇，加之太平军业已驻守南京、镇江等地，一时无力分兵北进，清淮得以保全。第二次吴棠在徐州府，没有亲自参加对清江浦的保卫，但他写信给丁晏，告知捻军动向，对保卫清江浦和淮安府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三次正修筑圩寨之时，捻军来攻，吴棠亲自督兵，严防死守，苦苦支撑，因这时候吴棠已是漕运总督，清河有了县城和圩寨，可以调动的资源远远多于第一次任知县时候，因此，最终将捻军击退。第一、第三次危机，吴棠都做了积极的防御或抵抗，最终危机被化解，第二次吴棠不在，在场的其他清朝官员没有组织起有效的防守和抵抗，导致清江浦被捻军攻破。第三次的防守可以说是对以前准备的所有防守因素的大动员、大检阅，那么，第三次清河得以保全，就是对吴棠练兵练勇、修筑圩寨城墙的成绩的最大肯定。因其对清江浦等江北地区防守的功绩，吴棠在清淮成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八日，捻首赖文光率众千余人自沭阳南奔，于夜半冲漆家渡，过六塘河南走，天明至五里庄。自漆家渡至王营，六十余里长，四五里宽，放火十数处。“所过皆莽墟，竟无所得食，卒饥困颠踣以去”。日落之时已过王营。“则圩寨之效也。”[54]其时吴棠已离开清江浦，在闽督任上。但他在清淮时倡导修筑的圩寨仍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时人将咸丰十年清江浦的失守归结为吴棠被调离清河，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为什么吴棠在就能守住清河县城？只要看看第二次清河之危时，县城是怎么失陷的就知道了。河督庚长请漕督联英、榷使饮酒观戏，捻军来的时候并不在意，既未布置，也未防守。等城池失陷时，仓皇撤退至淮城，虽急忙布置防守，但为时已晚，清江浦已大火为墟。清政府一直视为钢铁长城的八旗、绿营暮气已深，早已不足恃；很多官员未经阵战，临阵胆怯。如咸丰三年，李鸿章代吕贤基拟奏请回乡办团练，抵御太平军。吕贤基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协行。”于是李鸿章和吕贤基一同回安徽办团练。这对李鸿章来说是一生事业的起点，他在办团练和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也积累了官阶，为后来组建淮军和独当一面奠定了基础；而对吕贤基来说，却是他官宦生涯和生命的终点，他最终死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战场上。八旗、绿营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才有湘淮军的崛起。
三次清河之危表面上反映的是吴棠个人在场与否的抵御结果，但更深层次反映的却是清朝当时整个官僚体制的腐朽老化，清朝经制军和起义军一触即溃的现实只不过是这种制度腐朽老化的一个表现而已。在和太平军、捻军交战时期，所有的官员都暴露了自己的面目。有的官员认真防守，有的得过且过，有的望风即逃。就清淮的防守官员来说，漕督杨以增、吴棠都是认真防守的，漕督庚长和南河总督联英、总兵田在田则是虚应故事，还有带兵将领如都统德楞额等则是一触即溃。这种情况也是晚清官场的一种普遍现象。吴棠的节节升迁，反映的也是清廷对他这样的敢于、善于抵御起义军的官员的一种渴望。只要能保住清朝的江山，清廷是愿意用钱和权去交换吴棠这样的官员为它卖命的。这也是湘淮集团崛起的原因之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参见徐川一：《太平天国北伐军在皖北》，载《安徽史学》1989年第4期。
[2]黄钧宰：《金壶七墨》，《遁墨》卷一，民国元年扫叶山房石印本。
[3]《金壶七墨》，《遁墨》卷一。
[4]谭祖同：《显考北山府君行述》，吴检、吴棠的《先妣程太恭人述略》，《望三益斋存稿》之《望三益斋杂体文》卷一，同治十三年成都使署刊。
[5]黄云鹄：《吴勤惠公传》，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二十六，《清代碑传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2页。
[6]吴昆田：《四川总督吴公事略》，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二十六，《清代碑传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2页。
[7]黄云鹄：《吴勤惠公传》。
[8]《金壶七墨》，《遁墨》卷一，第7页。
[9]参见王茂荫：《王少宰奏议》，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版。
[10]孙云锦修，吴昆田、高延第纂，荀德麟等点校：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七《仕绩·吴棠》，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
[11]谭祖同：《显考北山府君行述》，《望三益斋存稿》之《望三益斋杂体文》卷一，第12页。
[12]杨以增：《奏请清河县知县吴棠丁母忧百日后仍回署帮办防堵事》，见国家清史工程网站的录副奏折。
[13]杨以增：《奏请奖励署清河县知县吴棠等弭盗安民始终不懈事》，见国家清史工程网站的录副奏折。
[14]《清实录》卷九十三，咸丰三年五月丁未。
[15]参见邵灿等：《奏请江苏候补道吴棠来浦督率团练事》（十二月初八日），见国家清史工程网站的录副奏折。
[16]光绪《清河县志》卷十七，《仕绩·吴棠》。
[17]朱学勤等撰：《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六十五，第10页。署漕运总督袁甲三、江南河道总督庚长奏。
[18]吴棠：《上各大府请通行坚壁清野书》，《望三益斋存稿》之《望三益斋杂体文》卷二，第15页。
[19]陈庆年：《吴棠年谱》，《近代史资料》总75号，第113页。
[20]何桂清、徐有壬：《奏为委令吴棠署理徐州府知府事》，见国家清史工程网站的录副奏折。(www.xing528.com)
[21]张煦侯编著，荀德麟点校：民国《王家营志》卷二《军政·警卫》，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22]参见同治《清河县志》附编卷二，杂记，第33～34页。
[23]《清文宗实录》卷三二二，咸丰十年六月庚辰。
[24]《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七十五，第17页。
[25]《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七十五，第8、17页。
[26]同治《清河县志》附编卷二，杂记，第34～35页。
[27]荀德麟点校：《王家营志》卷二《军政警卫》，第209页。
[28]光绪《淮安府志》卷二，《疆域·风俗》，第49页。
[29]《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七十六，第8页。
[30]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3～194页。
[31]吴昆田：《四川总督吴公事略》。
[32]《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七十六，第23页。
[33]《清文宗实录》卷三一八，咸丰十年五月己亥。
[34]《清文宗实录》卷三四六，咸丰十一年三月乙巳。
[35]《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七十五，第22页。
[36]《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七十九，第14、15页。
[37]吴昆田：《四川总督吴公事略》。
[38]吴棠：《赴淮海道任慰徐民攀留》，《望三益斋存稿》之《望三益斋杂体文》卷二，第16页。
[39]《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九十一，第2、3页。
[40]《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七十九，第30、32页。
[41]丁进军编选：《同治初年各省督抚藩臬履历》（上），《历史档案》1995年第4期。
[42]参见陈庆年：《吴棠年谱》，《近代史资料》总75号。
[43]光绪《淮安府志》卷二，《疆域·风俗》，第48、49页。
[44]《清穆宗实录》卷十一，咸丰十一年十一月辛亥。
[45]《拣员拟补沿河要缺知县摺》（同治三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全集·奏稿》（七），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966页。
[46]吴棠：《恭报接漕藩篆日期谢恩折》，《望三益斋存稿》，同治十三年，成都使署刊，第3～4页。
[47]同治《清河县志》附编卷二，杂记，第34～35页。
[48]《王家营志》卷六《杂记叙传》，第261页。
[49]同治《清河县志》附编卷二，杂记，第35页。
[50]陈庆年：《吴棠年谱》，《近代史资料》总75号，第114页。
[51]吴棠：《禀单地山夫子书（壬戌）》，《望三益斋诗文钞》之《杂体文》卷二，同治十三年成都使署刊，第22～23页。
[52]《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五一，第30页。
[53]《王家营志》卷二《军政警卫》，卷六《杂记叙传》，第209页。
[54]《王家营志》卷二《军政警卫》，第209、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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