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先生常说，做历史研究工作，首要的是忠实于科学，“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断案要慢慢地下”，“证据不够，要悬而不断”。[2]在关于李秀成写自传的动机的问题上，罗先生的确也是这么做的。1957年11月，罗尔纲著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出版，罗先生在书中表示：“忠王为什么写这部自传的问题，其中包括忠王是不是降敌与写自传的意图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年代，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已经侵入中国，成为威胁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当时革命的对象，一方面是向地主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另一方面，是还要担负起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新任务。”因此，反映在当时历史人物“思想意识里面的情况，是多样而复杂的”，而“李秀成的写自传，正是这样一个需要我们耐心地艰苦地探讨的复杂困难的问题”。罗先生声明，对自己提出的李秀成效法蜀汉姜维伪降钟会故事的那一个假设，予以放弃。当然，罗先生也指出：“我的声明却不等于说我已经得到了反证，证明了忠王没有这一个想法，而是说我把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关系太简单化了。当时忠王也说不定会有这样想法；但忠王断不止有这一个想法。就忠王自传看来，忠王写自传的意图，可以明确地看出来的有：一、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二、保存革命力量；三、争取曾国藩把对内的矛头转而对外这三个目。而且，即使忠王真有这一个想法，但是它在当时忠王若干想法之中，究占何等地位，也还需要探讨。因此，我这一个假设，就不可能不陷于主观主义，就必须把它放弃，以等待今后进一步的钻研。”
尽管罗先生一再小心翼翼地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伪降”并一度放弃“伪降说”，但学术界仍对此问题展开了争论。1959年，赵矢元先生的文章认为，不能用“伪降”之说为李秀成辩解，李秀成在自述中“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消失了对革命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表示了严重的动摇和妥协，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应该予以“严肃的批判”。[3]1961年9月，苑书义先生也发表文章，认为李秀成此举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实质就是妥协投降。[4]戚本禹于1963年第4期《历史研究》发表的《评李秀成自述》、1964年8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两文认为，《李秀成自述》作为一种太平天国的史料，有重要价值，但现在的问题不是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评价问题。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是政治立场、革命气节问题。认识不清这一点，“那么，美化敌人和丑化革命还有什么错误？‘曲线救国’和‘保命哲学’还有什么不对？如果变节分子真的可以变成革命英雄，那么，革命还有什么光荣？叛变还有什么可耻？”断言“伪降说”就是“无原则地去歌颂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这里，戚本禹将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随后学术界出现了一场“忠王不忠”的政治大批判。(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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