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社会：论伪降说成果

李秀成被曾国藩匆忙处死后，世间盛传李死前曾劝说曾做汉人的皇帝。1936年，明清史专家孟森为北京大学影印“九如堂本”《李秀成自述》作序时就提到，“世以秀成以种族之见劝曾，其时汉人已握实力，满人积威已替，不无动以取而代之之说”，认为李秀成写自述可能是有所为而作。

1944年，罗尔纲先生在这些说法的启发下，“根据李秀成一生‘铁胆忠心’的历史和劝曾国藩反清做皇帝的传说，初步提出李秀成学蜀汉姜维伪降魏钟会故计，以图恢复太平天国的假说”。为此，他特地写了一篇考证文章送交广西通志馆。通志馆的一帮老先生对罗尔纲的这种观点十分欣赏。当时，广西通志馆为了纪念和彰扬李秀成等广西籍太平天国先烈的事迹，才派吕集义等人去湖南湘乡曾家抄摄回《李秀成自述》的，“得此‘吕氏本’后，主事的老先生等，初以为忠王有‘投降’、‘招降’、‘十要’等等刺目痛心句语，认为有玷忠王的令誉和桂省的光荣，将其搁置下来，不予发表”，而此时罗先生提出“伪降说”，广西通志馆的老先生们心领神会，认为这是“峰回路转”，便“十分同意”了。^[1]

1951年1月罗尔纲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出版，首次系统地公开发表他于1944年业已形成的对李秀成写自传动机的看法。在该年5月该书的第二版中，罗先生又采纳了其好友、史学家谷霁光的建议，在分析和解释李秀成“伪降”时，更多的是“从历史条件具体地去分析”。罗先生认为，李秀成“企图用自传去打动曾国藩释放他，以恢复太平天国。写自传伪降是手段，而图谋复国乃是他的目的”。罗先生说，太平天国将领们的死难“由于各有不同的处境，便各有不同的方式”。与林凤祥、李开芳、陈玉成、石达开、洪仁玕、赖文光慷慨而死、从容就义不同，李秀成采取的是“伪降以图复国的方式”。

李秀成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呢？“应该首先从客观情况具体地分析去看当时是否有采取这种方式的条件”。第一，要看太平天国的实力。当时天京守军不过万人，成百万太平军，因江南无粮，在长江以北的由扶王陈得才领导远征陕西，正在东归救天京；在长江以南的由侍王李世贤就食江西，约定秋后回救天京。加以两淮农民——就是后来的捻军，又正在起义。天京虽陷，太平天国实力不但是完整的，而且还是方兴未艾的。第二，再看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地位。作为一位重要军事将领，李秀成位高权重，深得民心，与捻军又有密切的联系，他“如果经过伪降，得到释放，借招降为名，待机恢复太平天国，在客观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的。这也就说明了忠王所以采取伪降企图复国这一个方式，是适应当时的客观情况的，正同林、李、陈、石、洪、赖诸人一样，各有不同的客观情况，也就各采取不同的就义的方式”。(www.xing528.com)

罗先生大胆设想，李秀成的伪降行动，应该在他所受的教育里找根源。怎么找呢？罗先生说：“《三国演义》是太平天国战略战术最重要的根据，并且用那班英雄们的事迹来教育将士。在这部书里，记有蜀大将姜维伪降魏钟会以图复蜀的壮烈故事。这故事表现出一种教训意义：一个身为国家柱石的人物，遇到国破身虏，然而事尚可为的时候，应该有怎样应付非常之变的策略？只要目的在于复国，‘伪降’乃是用‘权’应‘变’的手段，是无伤大节的。这个故事深刻教育了忠王，到了他被俘后，即有所默契”。罗先生还从李秀成平时的一贯作风和被俘后的表现以及曾国藩的反应等方面，论证了“伪降”的可能性。当然，罗先生也指出，对“伪降”不能一味地肯定和歌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伪降”，他说“战争中的伪降（尤其是阶级斗争），并不是在任何时空条件之下，所‘可以如此的’，和‘应当如此的’”。很清楚，罗先生在这里已经注意并强调了革命的气节问题，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一位刚从旧中国走出来的史学家，能提出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伪降”，这一点，已属难能可贵。

在1954年6月出版的该书第三版中，罗先生根据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现的新史料，进一步充实了他的“伪降”说，特别是论证了湘军首领曾国藩与满清王朝的尖锐矛盾，满清王朝、汉族官僚地主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矛盾，认为这为李秀成恢复太平天国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条件。罗先生还列举诸多历史事实，以证明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的忠贞不渝，“伪降”只是手段。他“郑重的指出，伪降企图是应该批判的。他的企图之所以成为幻想，就是因为在阶级斗争中，反动统治者的心比蛇蝎还狠毒，断不容许有伪降的可能”。“忠王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的想法，是应该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