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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李秀成自述引发新认识-纪念活动回顾

时间:2023-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晃30多年过去了,最近为参加太平天国160周年纪念活动,又重读了一些太平天国的史料,其中对李秀成“自述”问题又有些新的认识。说到李秀成写“自述”的目的,有人说:那不过是一份“为求降而写的自白书”。李秀成“自述”中表示情愿“收齐作乱之人”,并写有“招降十要”,还有不少称颂曾国藩兄弟的语言。此事被天王得知,恐李秀成“封王未到,定有他变”。

太平天国李秀成自述引发新认识-纪念活动回顾

李庚其

关于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李秀成的评价,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其争论焦点集中在李秀成的那份“自述”上。我在1979年的南京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如何评价李秀成》的论文,该文后来在《历史教学》、《百科知识》刊载。一晃30多年过去了,最近为参加太平天国160周年纪念活动,又重读了一些太平天国的史料,其中对李秀成“自述”问题又有些新的认识。其一,李秀成为什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赶写出五六万字的自述?别忘了那是在囹圄之中,身带刑伤,在南京七八月份酷热的天气下,以每日约六七千字的速度写成的。其次,以李秀成这样一位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太平天国名将,为什么会在最后关头向曾国藩求降?为此我又反复研读了“自述”,在这里不揣冒昧地提出自己的浅见。

说到李秀成写“自述”的目的,有人说:那不过是一份“为求降而写的自白书”。李秀成被俘是7月20日,被杀是8月7日,去掉头尾不过17天,为求降根本用不着那样辛苦的赶写出五六万字的自述。从“自述”内容看,它主要是论及军事,从文中看有着明显的缅怀天国之情,不仅在纪年、书式、称谓上,皆遵天国原制,并且对天国前期政治上的欣欣向荣,军事上的胜利进展,领导人的英明干练,都给予肯定和称赞。而对苗沛霖、郜永宽等降清者,却直斥为“反臣”、“反心”、“不义”等[1]。在“自述”中他用大量篇幅叙述天朝的历史,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在这方面他没有自贬,尽管有其视角上的偏差,总体上是实事求是的,是一位太平天国高级军事领袖在其失败后冷静的理性思索。被俘后,他即表示:“吾不述,奚以传后”,表达了通过“自述”流传天国信史的良苦用心,也是带着刑伤,以每日六七千字的速度写成“自述”的主要原因。从客观效果看,“自述”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其内容之丰富,总结失误之中肯,都起到了保存天国春秋,痛陈悲惨教训,以供后世借鉴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自述”中他向曾国藩提出了“防鬼反为先”的建议。在李秀成向江浙的进军中,他从宗教考虑,开始把侵略者看做友邦,曾致书英国公使,欲“结为兄弟之国”。后来,血的事实教育了他,上海城由于洋人助守而未克,他身旁的许多亲密战友被洋枪洋炮打死,他痛斥外国强盗在中立的幌子下“欺我太甚”,“转向官兵,而帮守上海城,如此不公不义无以复加矣”。面对洋枪队,他勇敢地投入了战斗,在太仓取胜一次,嘉定取胜两次,青浦取胜三次,击毙击伤许多侵略军,打得他们“不敢与战,战即败”。李秀成提出的“防鬼反为先”的建议,是其“自述”中的亮点,是李秀成个人思想的一大提高,也是对当权者中肯的建议,这对100多年前的农民将领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李秀成“自述”中表示情愿“收齐作乱之人”,并写有“招降十要”,还有不少称颂曾国藩兄弟的语言。人们常把它们与求降的目的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归之为贪生怕死或贪图富贵,卖主求荣。

先说贪生怕死。从各种记载看,李秀成一贯作战勇敢,从无惧死的表现,在南京突围时,李秀成将好马换与幼主,在当时的情况下,换马就几乎等于换命。就是在落难方山时,群众劝他剃发逃命,他却说:“我为大臣,国破主亡,若不能出,有死而已,若果有命,能出险,难以见我官军。”一个贪生怕死之徒,能这样临难不苟吗?被俘后,面对酷刑,血流如注,殊不动。当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问他今后的打算时,他立即以肯定的语气答曰,“死耳!”“自述”中也多有“临终”字样,就义那天,他还写了“死而足愿,欢乐归阴”八个宇。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的记载,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1864年8月7日)曾国藩派人通知李秀成,说是“国法难绾,不能开脱”,而得到死讯的李秀成“无戚容”,到了傍晚赴刑场就义之时,还“谈笑自若”[2]。这里用怕死贪生来解释李秀成的降因,是根本说不通的。

再说贪图富贵,卖主求荣。从常识看,任何叛徒在卖主求荣问题上,总要选择新主人对自己肯于收容和宽恕的有利时机,这种时机对李秀成来说,不知有多少次,李秀成不但从未有过任何求降的举动,而且恰恰是他,在石达开出走后力挽狂澜,出生入死,支撑着太平天国。若真欲投降,则在天京突围时,缚幼主以作进见之礼,不也是求得敌人宽容信任的极好机会吗?但与此相反,在天京城破后,他却置老母与家眷不顾,舍死保幼天王突围。显见,用贪图富贵、卖主求荣来解释李秀成的降因,也是说不通的。

由于用通常的道理无法解释李秀成求降的动机,所以就有了“伪降”即“苦肉缓兵计”的说法。但至今缺少第一手有说服力的材料,只要承认“自述”是李秀成的亲笔,那么目前就无法否认他求降的事实。李秀成为什么要求降?而且不仅自己投降,还在“自述”中写有“招降十要”!这是个难解的问题,因为他写完“自述”的当天即被害,没有留下更多的史料去说明他的动机。今天,我们只能根据已知的事实进行分析。从李秀成思想的发展脉络看,我认为李秀成在“求降”动机上,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李秀成所属的农民阶级是劳动者,又是小生产者。农民阶级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基础,没有独立的意识形态,他们始终是个自在的阶级。农民起义的终极目标,就是打倒旧皇帝,自己当皇帝。贫苦农民出身的李秀成,没有我们现在的“阶级”或“阶级斗争”的概念,他区别善、恶的标准,是“忠”、“奸”之分。他恪守人臣“忠”的本分,“自述”中说,始终“铁胆忠心对主”。1859年,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后,是太平天国最困难的时候,李秀成负责镇守浦口,拱卫天京。当时天王封洪仁玕、陈玉成为王,独未封功劳甚大的李秀成。他的老部下,已投降清军的李昭寿趁机来信,劝其降清,许以高官重赏。此事被天王得知,恐李秀成“封王未到,定有他变”。于是尽封中关船只,断绝李秀成官兵来往。在前有强敌威逼利诱、后有来自自己领导方面封锁的极为不利情况下,他丝毫不为所动,仍然承担着捍卫天京,抵御强敌的重任。天王感其忠,才用黄缎亲书“万古忠义”四字赐李秀成,封其为忠王。他对天王的错误,敢于犯颜直谏,甚至以死力争。当被天王猜疑时,他不计个人得失,多次以实际行动解天王之疑。如在天京被围时,李秀成因军情需要,欲去苏州布置防务,天王恐李秀成有异心,不放李秀成出京。为解天王之疑,他就把老母和家属送至天京做人质。在城破突围时,他置家眷及老母于不顾,而专保幼天王,并在幼天王马力不支时,让与坐骑。在他的世界观中,把太平天国与清军作战看成是各扶其主,“各有一忠”的争夺疆土之争。把某些至死与太平天国为敌的清朝官吏,如王有令、张国梁等,看成是忠于其主的“英才义士”而厚殓礼葬,倍加优恤。但忠是有目标的,对李秀成来说,忠的目标就是太平天国和天王。但是在太平天国的天王已死,幼天王“已定然被杀矣”的“国破君亡”,“天朝之根已去”的情况下,忠就失去了对象。所以他说,“若我主在邦全,我为此事,是为不忠。”反过来说今主死国亡,行此事,就不为不忠了。

二、李秀成有天命思想。天命思想在农民革命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他说曾得到过一位90多岁的老人教授天文,而且十分神秘。其实那并非是什么天文学,而是一种迷信的纤纬之学,他很重视它,又不肯轻易告人,就可证明这一点。李秀成认为天国败亡乃是“气数业已满登”,而“大清”的再度统一,是“天意使然”数不当绝。天意已定,太平天国大势已去,再反抗也是毫无用处了。

三、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在失败绝望的情况下,常常有一种好汉做事好汉当,舍一己以全三军性命的想法。洪仁玕早在谷岭起义失败时,就曾表示,“倘能脱众人以死刑,当乐以身代”[3]。石达开在大渡河畔也曾表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在云南起义失败的杜文秀,为保大理军民不死,在服毒之后,自投清营。李秀成被俘后,认为败局已定,再打下去也徒劳无益,所以他情愿收齐余部,散归乡里,免作不必要的牺牲。因此,在赵烈文问他今后的打算时,他回答“死耳”的同时,又说:“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遣之,免戕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

四、李秀成有保民思想。在他治理苏福省时,实行了许多惠民措施,直到解放之后,江南人民中仍流传着许多歌颂李秀成的传说和民谣[4]早在他给清军将领赵景贤劝降的谕札中就说过:“为民父母,当以全身利人为要。若仅沽名殉节,不顾祸遍苍生,亦岂智士仁人所忍为?”[5]现在大平天国败局已定,太平军余部再战,白白牺牲,且会涂炭民众。因此他说:“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固其害民,皆我之罪也。”他情愿“收齐作乱之人,免乱世间百姓,早日可安宁……我今临终之候,亦望世民早日平安。”(www.xing528.com)

显然,他在“自述”中情愿收齐余部,散归乡里,并写有“招降十要”,即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

“自述”中有不少称颂曾国藩的语言,有些文章认为那是为了讨好曾国藩的“自污之言”,我认为不尽然。曾国藩是李秀成的主要对手,太平天国后期,湘军对太平军是以少胜多的。对曾国藩的治军和为人,李秀成肯定是十分了解的。李秀成效忠洪秀全不等于肯定他的能力和为人;李秀成与曾国藩作战为敌,不等于否定他的能力和为人。“自述”中李秀成对大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的错误痛心疾首,把曾国藩与后期的洪秀全相比,实事求是地说,的确有着天壤之别。李秀成称颂曾国藩的语言,我认为并非都是为了讨好曾国藩的“自污之言”,有些可能确是出于其本意。还有一种可能,是想离间曾国藩与清政府的关系,借曾国藩之手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曾国荃后人曾传有口碑,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6]曾国藩破南京后,湘军独大,而清廷却处于弱势,曾国藩不是没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这也许正是李秀成的期望。

(作者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注释】

[1]《李秀成自述》,以下凡引此文均不另行加注。

[2]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1页。

[3]中国史学会主编:《大平天国》(六),第759页。

[4]参阅岑风《李秀成的传说》与《太平天国歌谣传说集》。

[5]《大平天国》(二)。

[6]《一条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第3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53~2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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