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初，洪仁玕回到香港，就当上了伦敦会的助手。一般来说中国信徒入教后成为其受洗的教会会员，如果当助手的话其身份也属于主办教会的差会。洪仁玕本来属于巴色会的教会，应该可以被巴色会雇用。但是洪仁玕被清朝通缉，难以在当时开始以内地传教为主的巴色会内作为助手进行活动。而且因为麦都思对洪仁玕的评价极高，香港伦敦会的理雅各（James Legge）等人热切地希望接纳洪仁玕[25]。结果，洪仁玕在形式上似乎是由巴色会派遣到伦敦会当助手。根据巴色会1856年初的报告书，传教士将洪仁玕列为巴色会的成员之一，并报告他目前在伦敦会当助手[26]，1857年伦敦会传教士还向巴色会提交洪仁玕功劳证明书[27]，这说明洪仁玕的身份最后还是属于巴色会的。
无论如何，洪仁玕1855年开始在伦敦会传教士处当助手，有关其后的情况、传教士给予他很高评价等事情笔者已在别稿讨论过。下面看看在巴色会档案里再次出现洪仁玕名字的1860年以后的情况。
洪仁玕1858年夏天离开香港，第二年的春天到达南京，不久便被封为干王，并掌握了太平天国的政治。上海伦敦会的传教士们1860年7月访问苏州时得知洪仁玕消息并传达到欧美社会后，欧美人都期待洪仁玕这一个“正统基督教徒”在太平天国的外交、宗教方面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传教士在和洪仁玕的交流过程中得知，洪仁玕承认他接受太平天国的习俗之一的多妻制度，而这件事开始影响欧美人对洪仁玕的评价。正在他和欧美人的交流活跃起来的时候，洪仁玕还联络了在香港的传教士和亲友。其中一个是巴色会的助手李正高，据巴色会传教士韦永福（Fillip Winnes）1861年1月14日的报告，李正高“数日前”收到洪仁玕的信，在信中洪仁玕请求李正高带洪仁玕的家人到苏州来，并吩咐借用一艘汽船，而且洪仁玕还将银4000两托给李正高，指示将它“分给曾受迫害丧失财产的在南方的亲戚和朋友”。[28](www.xing528.com)
但是李正高最后听从传教士的劝告，没有去南京。因为传教士认为最好不要派他去“只拥护物质性的神的形象的狂信者”洪秀全和“在多妻主义中生活的，还坐拥后宫的”洪仁玕那儿，而使他遭受“巨大诱惑”[29]。由此可见，洪仁玕的多妻主义问题对他的形象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此后，李正高作为一个巴色会中最受到传教士信赖的助手之一，支持巴色会的传教活动。[30]正在洪仁玕联络李正高的时候，洪仁玕的妻子其实已离开香港回了老家，而哥哥世甫还留在香港的。世甫在洪仁玕1855年从上海回到香港的时候和洪仁玕的家人一起移居香港，1856年由理雅各受洗礼，其后成为他家的仆人[31]。洪仁玕同事也与世甫联络，似乎是希望他与李正高一起到洪仁玕处会合。世甫则“热烈愿望到他弟弟处，告别理雅各而去南京”[32]。所以可能是他替李正高带洪仁玕家人和亲友去的南京，估计他们在1861年9月之前到达了南京[33]。陪同人员之中还包括曾在牛眠埔隐藏过洪仁玕的张采廷，据说洪世甫、张采廷他们后来当上了太平天国的官吏[34]。
根据上文的记叙可知，洪仁玕为亲友准备了一笔银数千两的大钱托给李正高。根据其他资料，我们可知洪仁玕还向传教士们寄送了钱，只是尚未清楚是这些钱中的一部分还是另外捐赠的一笔钱。据理雅各女儿的记录，洪仁玕托给洪世甫1000墨元，要他分给“理雅各、湛约翰（John Chalmers）、两位德国传教士和几位中国教友”各100墨元。但是理雅各拒绝领取这笔钱。因为他认为太平天国的领导只不过是“叛乱者”，而且他们“是否以公正的方法拿到那笔钱值得怀疑”[35]。于是理雅各以他个人的判断拒绝领取那笔钱，而且在报告书里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巴色会的传教士黎力基则在报告书里言及洪仁玕送给他的100墨元，说：“理雅各博士收到对伦敦会的捐款100墨元，我们收到对巴色会的捐款100墨元，可是理雅各博士拒绝领取。我们则愿意听从您的意见”[36]。巴色会总部认为，他们不会因为那笔钱与太平天国发生任何关系或因此承担任何责任，所以让黎力基领取这笔钱，为将来扩建教堂等作积蓄。如此，伦敦会和巴色会各自以相反的态度处理了洪仁玕捐赠的100墨元。当时巴色会给李正高的月薪为8墨元，由此看100墨元不可说很少。洪仁玕给巴色会的这笔“捐献”，后来黎力基向总部许可将它作为1862年巴色会在香港新开的筲箕湾堂的建设费使用，而得到了总部批准[37]。这样看来，洪仁玕以这份捐款在幕后为巴色会在香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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