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的异梦：揭示洪秀全农民革命思想初现

当我们对洪秀全早年的生活道路与思想矛盾有所认识以后，就可以科学地分析他在1837年的那场“异梦”了。

首先，我们不能同意西方传教士与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把洪秀全1837年的“异梦”说成是“上帝的启示”，是《劝世良言》中基督教影响启发了洪秀全的反清革命意识。因为史实证明，洪秀全在1836年得到那本传教士梁发散发的《劝世良言》后，仅仅“稍一涉猎其目录，即便置之书柜中”，根本没有细看，他对异国传来的基督教毫无兴趣，毫无知识。直到1843年，洪秀全的中表李某询问该书之内容，洪还“答以不大知得”。^[16]因此，洪秀全在1837年的“异梦”，与《劝世良言》中的基督教影响毫无关系。

其次，我们也不能同意范文澜、林增平等前辈的意见，认为洪秀全1837年的“异梦”，是洪秀全有意识“装疯病四十余日”，是效法黄巾、李闯宣传符瑞受命，潜图大事。因为这样说，就是把洪秀全1837年的这场“异梦”解释成是洪秀全的自觉革命行动，就等于承认洪秀全在1837年就已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并开展反清革命活动了。这种说法无法解释洪秀全何以后来在1843年又一次去应清王朝的科举考试，也无法解释洪秀全在1837年到1843年期间未进行任何革命活动甚至宗教宣传活动。

当然，我们更不能同意王庆成等同志认为洪秀全在1837年不可能产生“异梦”，而是在1849年革命高潮到来时才编造出来的。许多史料证明，洪秀全在1837年有产生“异梦”的思想基础，而且，在1849年以前，这场“异梦”已多次见诸文字了。例如，洪秀全在1844年写成的《原道救世歌》，就明白无误地宣布：“予魂曾获升天堂，所言确据无荒唐。”可见，洪秀全在1844年前后就将他的“异梦”向群众宣传了，“升天堂”的主要情节也早具备和形成了。到1847年初，洪秀全到广州向外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时，曾“写就一文，详述其得获《劝世良言》一书之经过，及其得病情形与病中所见之异象，皆一一详述；又谓梦中所见与书中所言两相证实”。^[17]这再次证明洪秀全的“异梦”早已形成，绝不是到1849年革命高潮到来时才编造出来。

我们的看法是：洪秀全于1837年经历的“异梦”基本是真实的，是符合他当时的思想实际的，换言之，洪秀全的这场“异梦”是他当时思想中两种对立的倾向激烈斗争的合乎逻辑的产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对梦下过一个完整的定义，他说：“梦是一种（被压抑的、被抑制的）愿望的（经过改装的）满足。”^[18]我们只要对洪秀全1837年的这场“异梦”史料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他的“被压抑的、被抑制的”愿望与真实思想，看到他内心的矛盾与斗争，看到他“异梦”的现实基础。“异梦”不异！它正是洪秀全当时思想的真实反映与“经过改装”的表现。

第一，从洪秀全1837年的“异梦”史料中，我们首先看到了他当时内心深处对科举道路的失望，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与仇视，同时也看到当时他心中的封建正统思想的急剧萎缩与农民革命思想的迅速高涨。洪秀全在病梦中一再对他的父母说：“父母啊，你们对我的爱，我的回报是多么糟糕啊！我再也不能去获取功名以显扬你们了”。^[19]这些言论表明，当时的洪秀全在又一次应试失败后，对科举功名的深深失望（当然还未彻底失望），以及无穷的懊丧与悔恨。在个人失意的刺激下，长期隐伏在洪秀全内心深处的对清廷的不满与仇视，在病梦中一度突破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堤防，不可遏止地、淋漓尽致地、公开地流露出来了。他在梦中以蒲当剑，满腔仇恨地连呼：“斩妖！斩妖！斩呀！斩呀！”表明在这时他内心深处的农民革命思想已是多么强烈。

第二，1837年的“异梦”突出地表现了洪秀全当时越来越强烈的自我帝王思想。(www.xing528.com)

洪秀全病梦中，在表现出反抗清朝统治的农民革命思想的同时，也流露出浓烈的打江山、做帝王的皇权主义思想。“一连四十多日，所言所行，都是打江山、杀妖魔的话。”^[20]“常自言已被敕封为中国之皇帝。人有称之为皇帝者，则色然喜。”^[21]洪秀全在病梦中还题写了以龙自比的著名诗歌：“声震东南日月边，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22]这些史料虽然是事后的记述，也许有些加工改造，但可断言，绝不是纯属编造。

第三，1837年的“异梦”还表现了洪秀全渴望得到“上天支持”的迷信思想与君权神授思想。

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君权神授”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这位胸怀帝王之志而又充满疑虑的农村知识分子洪秀全。中国历史上每个新王朝的开国皇帝或起义首领，都曾演出过“天子授命于天”的神话场面，从“尧眉分八彩，舜目有重瞳”，到篝火狐鸣、苍龙赤帝、符箓谶语、紫微托生等等，这类记载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正史、野史乃至如《水浒传》一类的文艺作品中，比比皆是。洪秀全对此是十分熟悉也是十分崇信的。他始终深信中国的这个古老的“真理”：只有“荣膺天命”、得到神的支持的人，或者是“上天之子”，才能成为现实社会中的君主帝王。因此，当洪秀全1837年一度沉湎于农民革命和取而代之的自我帝王思想中时，可想而知，他是多么迫切希望得到“上天”、“神”的启示和支持！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洪秀全果然在“异梦”中，按照自己的愿望，见到了神人，见到了一位十分陌生而又庄严神圣、至高无上、法力无边且穿着中国式服装的金须老人。这位老人对他关怀备至，谆谆教诲，向他指出妖魔迷乱中国的情况，并授他以宝剑、印授、美果等“帝皇的徽志”，要他到人间“奋勇放胆去干”，斩妖救民，建立帝王之业，成为“真命天子”，如此等等。洪秀全陶醉在自己崇高的政治地位与所向无敌的力量幻想中，以“太平天子”自居。洪秀全得到了他正迫切需要的“君权神授”的思想支持。他不可能用科学来解释“异梦”，只能用迷信来神话自己，以至他在多年以后还在思考和寻求这个“异梦”的真实答案。当然，他当时还不可能把“上天”和“神”就当成基督教的上帝——这就是洪秀全在1837年病梦中见到的一位十分崇高、却又不明身份的金须老人的喜剧场面。直到1843年，他才找到了上帝。

第四，1837年的“异梦”还反映了洪秀全当时的激烈的思想斗争。1837年的洪秀全，作为一位在清朝专制政治重压下生活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农村知识分子，虽然一度流露出强烈的农民革命思想与帝制自为思想，甚至还有君权神授思想，但都是不稳定与不坚定的。他在一度沉湎于农民革命和自我帝王思想之中的同时，必然要承受极其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从“大逆不道”、杀身灭族的政治迫害，到有几千年传统的封建纲常伦理思想的束缚。要战胜这些压力，要冲破这些束缚，洪秀全必然要经历一场异常激烈、异常深刻的思想冲突：他自命不凡，却找不到个人出路；他想反抗，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又不能不有种种顾虑；他失去了旧日信仰，却一时找不到新的归宿；他力图摆脱旧的传统束缚，可又只能到梦里去寻找新的思想支持。正是在这种极度的思想矛盾与斗争中，政治上还没有完全成熟、思想上还未完全定型的洪秀全，不能从精神矛盾重压下得到解脱——他最终精神恍惚，生了四十余天大病，做了那场“异梦”。

我们的结论是：洪秀全1837年经历的“异梦”是他思想苦闷、矛盾与激烈斗争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是他尚未完全成熟、尚不稳定的农民革命思想、自我帝王思想与君权神授思想，一度冲突封建正统思想束缚的、最早的一次公开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