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天京与北伐军的通信完全被切断，可是天京还是通过其它途径得知了北伐军在天津困守的消息，于是迅速拨兵马北上救援。《清史稿·洪秀全传》说：“秀全念河北不能支，遣皖党由丰豆工偷渡黄河，窜山东金乡，进扑临清州，冀抒阜城之困”。其中“遣皖党”一句说明北援军并非都是发自天京，这与其它史料记载是一致的。《平定粤匪纪略》卷三记述，“河北贼势穷蹙，惟屯扎各乡村拼死固拒，计克期可擒，乃金陵首贼密令安徽贼众由丰工阙口偷渡黄河，窜扰山东，冀分兵势，以抒阜城之困”。援军收到天京的“密令”后，起兵北上，这便是天京对援军的首次通信。
北援军是以抽调安徽兵力为主，另配备扬州和天京的部分人马。首次通信就是天京发致援军各部起兵的诰谕，以后发致援军各部的信函次数，现已无从考证，但是从文字记载的材料看，天京致北援军的信，援军至少收到了两次。
其一，出兵北援谕。《胜保亲供》提供了确凿的证明，“所有贼首曾立玱等三人续行北犯缘由，有夺获杨逆给发之黄绫伪谕可凭，当经解交巡防处存案备查”。[1]胜保当时负责堵截北援军，此间缴获了东王的这件诰谕。如果以后能在故宫档案文件中发现该诰谕原件，那么，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援军北上的具体缘由和目的，而且也必将会解决北援主帅等一系列重大悬案。既然这是东王给援军的起兵北上出发令，那么发出该信的时间应在天历正月中旬以前，因为援军在当年正月中旬，已出征并北上攻下了六安州。不少材料记载都说北援军北上目的是“以抒阜城之困”，而北伐军退至阜城的时间则在天历二月初四日（农历二月十四日，公历3月10日），宣布北援目的的出兵诰谕在正月中旬，这就不难看出，追记的材料与援军出征存在一个时间差问题，前往阜城救援的说法肯定不对。(www.xing528.com)
北援军在渡黄河（故道）之际，收到另一封天京来信，当时援军主力刚刚过河，接到天京命令，又抽调部分人马南下增援庐州。《张大其自述》里对此有所记载，他说北援军大部队自蟠龙集渡过河后，“接到南京探报，说庐州府被攻紧急，许丞相带着后起人马赶回安徽，说明随后仍来直隶”。[2]
北援军过黄河后，通信终于中断，再也没有收到天京的指令，最后北援军重蹈了北伐军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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