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无疑缘起于太平天国最高权力之争。问题在于其起因究竟是由谁主动挑起？谁该承担事变的主要责任？是杨秀清主动逼洪秀全封其万岁，进而要杀洪取而代之，洪秀全被迫反击，杀杨自保；还是洪主动挑起事端，诬杨逼封万岁，进而杀杨夺其军师大权呢？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天京事变”是由杨秀清逼封万岁引发，杨是事变的“祸首”。事变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杨秀清在天历丙辰六年五月十四日（1856年6月20日）击破清军江南大营几天后，托天父下凡传旨，逼迫洪秀全承认他的巨大功劳，封他为万岁。洪不得不答应，并定于八月十七日（9月23日）杨秀清生日那天举行称万岁典礼。二是五月中下旬，杨秀清的逼封之举引起韦昌辉、石达开不满。韦氏请洪秀全杀杨，洪不肯。韦、石密议，只杀杨秀清及其兄弟三人。五月底，杨秀清命韦去江西督师，石赴湖北统兵，未有机会下手。三是杨秀清心腹佐天侯陈承瑢于七月十五日（8月21日）后向洪秀全告密，杨图谋杀洪而夺其位。洪乃下密诏，命韦、石、秦回京诛杨。四是七月二十六日（9月1日）夜，韦昌辉、秦日纲回京，在陈承瑢的接应下从南门入城。次日凌晨，韦、秦围东王居住的九重天府杀杨。[32]
这个过程所不同的细节是：有人认为韦、石密议杀杨是在逼封之前，有人认为是在逼封之后；杨的逼封是发生在韦、石在京之时，还是韦、石离京之后？[33]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不同，主要在于各人依据的史料记载出现了差异，以及各人立论的视角不同所致。
需要指出的是，逼封万岁的说法在内容和时间上与太平天国《天父圣旨》的记载完全不符。查《天父圣旨》卷三，在发生事变的丙辰六年（1856）里，天父只下凡传旨了三次，分别是在天历三月初五日（4月11日）、六月初九日（7月16日）和七月初九日（8月15日）。其中三月初五日在破清军江南大营前；六月初九日圣旨将洪秀全次兄洪仁达等人锁拿东牢；七月初九日圣旨指出秦日纲、陈承瑢帮妖以及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上帝，并没有一字提及逼封万岁事。十八天后杨秀清被杀。
其次，事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所谓杨秀清心腹陈承瑢于七月十五日后向洪秀全告密，才促使洪下密诏诛杨。然而杨秀清早在此之前的七月初九日天父圣旨里就已明确指出陈承瑢与秦日纲帮妖，放火“烧朕城了”，陈怎么可能被杨秀清视为心腹？杨也绝不会把所谓谋杀洪秀全夺其位这样天大的秘密告诉他，让其得以于七月十五日后向洪氏告密，使洪从容部署诛杨。因此，陈承瑢告密促成事变这个关键环节就很难成立。
对于这种与《天父圣旨》记载严重相歧的说法，有学者解释是洪秀全刊刻时有意把这一天的天父圣旨删改了。洪之所以要这么做，既是为杀韦昌辉后，再杀秦日纲、陈承瑢提供根据，同时又可以恢复杨秀清名誉，继续利用天父权能来为洪氏父子的一统江山服务。[34]只是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武断和牵强。
近年来另有学者重新审视“天京事变”史料后，对杨秀清逼封万岁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杨秀清在指出秦日纲、陈承瑢帮妖后，要求天王予以处置，并没有逼封万岁之举。所谓逼封万岁之说，完全是洪秀全蓄意制造事端杀杨编造出来掩人耳目的谎言。因为洪在诛杨后，曾下诏“标为老奸头，榜诸罪状”，传首示众。甚至连远在安徽南部的宁国也“贴有伪示，内云杨逆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已遭天殄”[35]。那些为太平天国服务，或留在天京城中的涤浮道人、张汝南之流的清方文人们，根本不可能了解太平天国的核心机密，也不知晓事变中的是非曲直，他们一旦看到或听到“榜诸”的杀杨布告，受其所惑，便在笔记里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这样杨秀清就变成并坐实了那个时期大量文献史料中“莫须有”的逼封万岁的谋篡者，洪秀全反倒成为受逼自保者，从而掩盖了事实真相。
至于石达开，虽是事变当事人，但他当时远离天京，并不知诛杨实情；李秀成其时只是个中级官员，未参机要，也不在天京城中。他们后来的追述，主要来自事后太平天国内部的传闻，抑或出自洪氏等人，并非第一手的信史。
而所谓“天京事变”目击者肯能等外国人的口述记录，有学者考证是“自说自话”，“有的得自传闻，有的凭空编造”[36]，史料价值不高。所以逼封之说并不可信。
此外我们在缺乏第一手史料考察事变真相之时，还可以通过分析谁会是事变的获利者来感悟其中的某些启示。事实上，杨秀清当时已是集太平天国宗教和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掌握一切实权，地位崇高，用洪秀全的话说，他是禾王，杨是禾乃。“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37]杨秀清整天忙于处理大量的军国事务，没有必要冒那么大的政治风险逼形同傀儡的洪秀全让位。唯一涉及事变的太平天国《天父圣旨》中也没有留下丝毫逼封的文字。而洪秀全虽为天王，却没有实权，整天待在天朝宫殿里无所事事，处处受制于杨秀清，屡被羞辱、挟持，心中久积愤恨和不满。加上性格刚烈，精神偏执，专制皇权思想突出，杀杨专权最迎合他的需求。领导集团诸王与杨秀清关系并不融洽，诛杨不会招致强烈反对。杀杨又选择在清除天京周边肘腋之患的清军江南大营之后，时机适宜。于是编造逼封谎言这一传统最忌口实下手，激起公愤，赚取同情，以获得最大红利。
反观大权在握的杨秀清，天京又在他的完全掌控之中，如果事先曾逼封万岁，就不会不考虑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对可能出现的内讧必然会有所警觉而采取相应措施和行动来进行必要的防范，不至于毫无防备的被人谋害。事实说明杨秀清并无逼封之举，所以他也就没有必要做任何防范的准备。诛杨选择的时机及其后杀韦、疑石的全过程也可以证明，事变是洪秀全一手策划挑起的。他才是事变的真正“祸首”。
这一点，我们从洪秀全在诛杨一年后，积极为杨秀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拾天父权威和感念东王功绩的行动中亦可看出些许端倪。天历戊午八年新历卷首重列了杨秀清衔名。同年颁布的《醒世文》重新歌颂了东王功德。接着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中，特意解释杨秀清之死是“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38]强调杨秀清之死不是逼封谋篡，而是“遭陷害”。己未九年十月十四日（1859年11月23日）他又在《天历六节并命史官作月令诏》中，特定七月二十七日杨秀清被杀那天为“东王升天节”，“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39]庚申十年九月，他还沿袭中国传统习俗，把自己的第五子洪天佑过继给杨秀清为幼东王。[40]凡此种种，不仅表明洪秀全重新肯定了杨秀清的地位和功绩，同时也隐含着他对杀杨的由衷悔意，从中折射出“天京事变”并非杨秀清逼封谋篡，而是洪秀全蓄意诛杨的事实。
（作者张铁宝为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胡宁为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员）
【注释】
[1]《忠王李秀成复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书》中言军师之尊语。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4页。
[2]《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6页。
[3]《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页。
[4]张德坚：《贼情汇纂》卷3，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5]《天父圣旨》卷3，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6]《太平天国》（二），第329～330页。
[7]《贼情汇纂》卷1，《太平天国》（三），第46页。
[8]《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太平天国印书》，第473页。
[9]《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6页。
[10]《贼情汇纂》卷8，《太平天国》（三），第247页。
[11]《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印书》，第409页。
[12]《贬直隶省为罪隶省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1页。
[13]《幼学诗》，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第232页。
[14]《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太平天国印书》，第482页。(www.xing528.com)
[15]《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6页。
[16]《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太平天国印书》，第481页。
[17]《贼情汇纂》卷1，《太平天国》（三），第48页。
[18]王文濡：《太平天国野史》卷12，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322页。
[19]《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太平天国印书》，第474页。
[20]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黄玉崑传》，《太平天国》（四），第671页。
[21]《天父圣旨》卷3，《太平天国》（二），第345页。
[22]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三），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54页。
[23]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03～704页。
[24]《德兴阿奏片》（咸丰六年九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8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35页。
[25]《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04页。
[26]《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7页。
[27]《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太平天国印书》，第714页。
[28]《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7页。
[29]《何桂清奏折》（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二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9册，第428、430页。
[30]《翼王石达开出走告示》，《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3～94页。
[31]《福济等奏陈金陵内讧石达开出走请饬湖北江西防剿折》（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8册，第420页。
[32]《太平天国》（三），第1761页。
[33]赫治清：《石达开与天京事变》，见《石达开论集》第87页；方之光、崔之清：《天京事变的史料与史实考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太平天国史》（三），第1761页。
[34]《太平天国史》（三），第1755页。
[35]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四），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36]徐彻：《天府广场大屠杀事件再质疑》，《太平天国史新探》，第275～287页；方之光、崔之清：《天京事变的史料与史实考辨》，《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37]洪秀全：《前遗诏圣书》第十四章批语。
[38]《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2页。
[39]《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页。
[40]《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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