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人。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实行的政体是军师负责制，即以天王为国家元首，军师为“朝纲之首领”[1]的政府首脑。洪秀全作为拜上帝教的缔造者和太平天国的国君，虽贵为万岁天王，但只临朝而不理政，并不掌握实权。杨秀清作为天王的臣子，称九千岁，膺封左辅正军师东王，总揽朝纲，行使天朝的最高权力，治军治国，军令严整，“赏罚分明”，“民心佩服”[2]。加上他早在1848年就取得了经洪秀全认可的代天父传言的宗教特权，使他成为集太平天国宗教权、军权和政权于一身的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这也是太平天国前期只有东王诰谕，而没有天王诏旨的原因之所在。就连洪秀全本人也曾亲口诏命众官说：“尔为官者，须知尔东王所言，即是天父所言也，尔等皆当钦遵。”[3]这种二元化的领导体制，就为农民出身的太平天国诸王以后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应当指出的是，从金田起义至建都天京的初期，洪、杨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杨秀清勤于军政事务，尊敬和维护天王的权威，洪秀全潜心研究拜上帝教教义，制定太平天国纲领，支持东王的工作。凡军国大事，东王具本章上奏取旨实施，天王无不旨准，且非东王盖印之本章，一律不阅。以至于清政府甚至怀疑洪秀全是否有其人，攻击其形同木偶，只知“画诺而已”[4]。随着当时军事形势的消长和天京农民政权建设的需要，洪、杨之间的政见分歧逐渐产生，且不断扩大。
清咸丰四年二月初四日（天历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1854年3月2日），杨秀清以天父下凡传旨的形式，批评洪秀全“贬一切古书为妖书”，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独尊拜上帝教教义的做法，强调“四书十三经”删改后可以为太平天国服务，请留“合于正道忠孝”[5]之书。洪秀全被迫接受，诏令成立删书衙主其事。同年六月十三日（天历六月初一日 7月7日），因访问天京的英国人质疑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教义，杨秀清又以同样的方式传旨：“因凡间子女，或有轻视圣旨（指天父圣旨），泥执约书，故特诏约书有讹当改……启奏尔主，此书不用出先。”[6]从而严令禁止出版曾被尊为与太平天国《真天命诏书》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旧遗诏圣书》和《新遗诏圣书》。这就等于剥夺了洪秀全研究拜上帝教义和出版太平天国印书的权力。
不仅如此，随着杨秀清封建意识的迅速膨胀，“自恃功高，一切专擅”[7]，滥用天父权力，动辄下凡传旨，干涉洪秀全宫中之事，辱骂锁押洪秀全兄长，天朝宫殿宫门打开稍迟或洪秀全迎接不及，都要受到当众责骂羞辱。清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天历癸好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1853年12月24日，）杨秀清甚至借故要打洪秀全四十大板，直到洪秀全跪伏认错方免。[8]更有甚者，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9]，在天京举行的东试取士时，竟出“四海之内有东王”的试题。东殿参护衙大门张贴：“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10]的联句。
面对杨秀清的威逼，洪秀全始则比较顾全大局，基本上采取谨慎忍让的态度，淡化矛盾。但洪秀全毕竟是一国之君，地位尊贵，号召力大，尽管太平天国实行军师负责制，凡事在形式上也得由“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军师遵行”[11]，没有天王的“旨准”，至少在程序上是不符合制度的。何况洪秀全性情暴烈，精神偏执，封建皇权思想根深蒂固。早在立国之初，他就封立自己的长子为幼主，公开诏示自己要做一个专制的天王君主。“天下万国朕无二”[12]，“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13]，自然难以长时间地容忍杨秀清的一再轻狂冒犯。事实上，杨秀清也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曾当众向洪秀全劝谏道：“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14]不幸的是，后来发生的“天京事变”，恰恰印证了杨秀清的预言。
另一方面，杨秀清随意对天王的羞辱杖责，就把洪、杨矛盾暴露在朝内众臣的面前，引起普遍不满，对东王“积怒于心，口顺而心不息”[15]。尤其是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人在杨秀清以天父名义要杖责天王之时，屡屡向天父哭诉，要求代替洪秀全接受处罚，这就在无形之中拉近了他们与天王的距离，而疏远了与东王的关系。(www.xing528.com)
韦昌辉作为最早参加拜上帝教的领导人之一，为金田起义作出过重大贡献。他英勇善战，屡建功勋，被封为北王，是太平天国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南王、西王阵亡后，他的地位仅次于天王、东王，为第三号领袖人物。建都天京后，他肩负重任，或出任天京城防总指挥，或督师出征，攻城略地。杨秀清对韦昌辉则常以势压之，甚至无端戏弄杖责，以挫其锋，来确立自己的威权。韦氏为人阴柔奸险，处世圆滑，居心叵测，面对杨秀清的威逼，虽心怀不满，却能忍辱退让。洪秀全就曾当着东、北王的面，赞扬杨秀清是古之骨鲠之臣，批评韦昌辉为人不爽直[16]。“天京事变”前一年，与太平军作战的清方人员就窥测，东、北王“互相猜忌”，韦昌辉“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似不久必有吞并之事。”[17]太平天国的一些官员也觉察到，韦氏“阴忍而残刻，今抶之而不怒，其心叵测，萧墙之祸正恐未远”。[18]
为了达到蒙蔽杨秀清的目的，韦昌辉还大耍两面派，实行韬晦之策。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说，韦氏“事东贼甚谄，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指学问浅），几不知此’”。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的妾兄争屋，东王将他交给北王议罪，韦竟将其兄处以五马分尸，说不如此，不足以警众。韦昌辉的部下殴打水营士兵，激起水营哗变。杨秀清及时处理，防止事态扩大，并追究韦昌辉的责任，予以杖责处罚。北王的裨将替韦氏打抱不平，说：“怒责而杖辱之，其后将何堪？”韦昌辉听罢大怒，竟杀了这个裨将，“以谢秀清”。这种包藏祸心的谄杨行为收到了效果，连杨秀清也放松了对他的戒备，误以为韦氏慑其威权，在“殿前议事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19]
甲寅四年四月（1854年5月），天京城中发生了一件稍违礼制的小事，但因杨秀清的干预，演变成领导层的激烈对抗。一天，燕王秦日纲府内一牧马人坐在府门前，见到东王杨秀清的同庚叔路过而未遵礼制起立致敬，被这个同庚叔怒打二百鞭，然后交秦日纲处置。秦未及问，他又把牧马人押至掌管天朝刑部事务的卫国侯黄玉崑衙署，要其再加责罚。黄认为既已打牧马人二百鞭，与法已符，便劝东王同庚叔罢手。但他大怒，一把推翻天朝刑部公案，转向东王投诉。杨秀清借题发挥，怒令石达开拘其岳丈黄玉崑。黄愤而辞职。秦日纲与朝内官领袖兴国侯陈承瑢也相继辞职，以示抗议。面对如此严重事件，杨秀清非但不收回成命，反而大逞淫威，令韦昌辉锁拿秦日纲、陈承瑢、黄玉崑等人，分别杖责一百、二百、三百。黄杖后投水自杀获救，被革去侯爵，降为伍卒。燕王府那个牧马人也被五马分尸处死。[20]杨秀清以如此小事肆意施压，意在逼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陈承瑢和黄玉崑等人屈服，实则招致众怒积怨，“口顺而心不息”。
此外据《天父圣旨》记载，秦日纲和陈承瑢之辈，还多次因作战不力，办事不公，或因某种随意性，受到杨秀清的指责处罚，直至锁押东牢，削职为奴，这些引起他们的普遍不满、牢骚和仇视，愈久积怨愈深，他们便自觉不自觉地站到天王、北王一边去反对东王。事实上早在“天京事变”发生之前，太平天国政权内部就已涌动着一股反对杨秀清的暗流，他们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一旦条件成熟，就会迅速形成一个反杨政治同盟，以求一逞，置杨于死地。只是由于当时清军江南北大营重兵压境，危机四伏，变数很大，而没有机会付诸实施。可悲的是，杨秀清竟对此毫无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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