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中后期，即太平天国事起前20年，广西的农民似乎越穷越见鬼，越冷越翻风，自然灾害一个接着一个袭来。当某种自然灾害（特别是重大灾害）发生，往往会引起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连锁反应，形成灾害的并发和续发局面，出现“雪上加霜”、“灾上加灾”的情况。据方志记载，桂东浔州府遍受旱、寒、雹、蝗等自然灾害的袭击，致有“宣里民屠人鬻于市”之事发生[49]，正谓“祸不单行”。
桂中武宣县的灾害也不轻，除了蝗灾、雪灾之外，更有水灾“淹塌沿江田舍”。[50]邻县象州则于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风雷大作，天变异常，风行空中，有墨炭火，作硫黄气，吹倒东门外一带坊表，拔大树，颓孤亭，压死茂才陈宝山童生李天赐，重伤者四人。是年至次年，瘟疫大作”。[51]
桂中南的宾州（治今宾阳县）灾情则呈多样性，接二连三，如“绿塘团山崩水塌，有全村地裂，屋宇破碎，村人少有存者”。[52]邻县上林于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夜下冰雹，大如酒杯，屋瓦皆破，竹木多折。二十九年正月末大风拔树揭瓦。[53]邻县永淳（今横县）在道光二十九年“飞蝗蔽日，下食禾稼，大失收”。翌年“天时亢旱，米价腾贵”。[54]
桂南龙州县灾后“人民饥饿，死者无数”。[55]桂西归顺直隶州（治今靖西县新靖镇）灾后“州境瘟疫流行，人死无数，并多豺狼”。[56]民谚称“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正好应验。
天灾人祸一齐来，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在青黄不接、行将断食之时，唯有求富人借米下锅。在桂平金田，夏历三、四月借100斤谷，到六月就要还170～180斤，归还时还要将六月便宜的谷价折算成借时昂贵的谷价。在武宣东乡，借100斤谷子每年要还150斤的利息，一年还不清就利上加利。
借钱则年息高达三分，急用时更是高达四、五分，随后还有所谓的月息、日息。借钱需要抵押，当铺趁机发财。穷人没有高档抵押品，举凡换季的被服、蚊帐、鞋袜、桌椅、板凳、铜器、铁器、锄头、犁耙、水车、铲子、禾叉、牛车……均可典当。抵押时间有长短之别，长为三年，叫“大押”；短为一年，叫“小押”，有的地方称为“雷公轰”，利息是“九出十三归”，即借银一两仅得九钱，归还时要还一两三钱。期满后不能还钱，抵押品就归当铺老板了。[57]
据调查，桂东地区的当铺也叫饷押，多设于城镇和大圩市中。在农村和小圩市，小押和代押（多为当铺的分支机构）较多，利息更高。[58]典当业利润丰厚，使嘉道年间（1796—1850）经营此业的贵县（今贵港市）林、罗两大家族暴富，积累的资本达200多万两银。[59]正因为当铺便于敛财，有钱有势者纷纷涉足其间，使当铺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浔州府原有当铺48家，其中贵县18家。[60]到乾嘉时期（1736—1820），贵县就“有三十六间当铺”，[61]翻了一番。大灾之年，灾民们为了活命，只好任由当铺盘剥。
另一方面，脆弱的农业设施，落后的耕作方式，使农民完全失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洪秀全点燃烈火的桂平县，“黔、郁两江，面窄岸高，春夏水涨辄溢。早造将登，洪波忽至，半岁辛勤，尽付流湍。或十日不雨，则龟裂满郊。七、八月间，苗益槁矣。故三年之耕，恒不足供两年之食；甚或一年之耕，不能酬一春之种”。[62]年复一年地艰辛劳作，到头来却两手空空，当时有文人用诗句描写农民的这种境况：
春买黄犊耕，
十疫九个死。
逋累重如山，
锄禾日未已。
高田愁雨少，(www.xing528.com)
低田愁雨多。
日与天较量，
天高将奈何？
六月新债催，
十月新租急。
两造谷穰穰，
终岁无一粒。[63]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前夜农民生活的悲惨，可从贵县窥之一斑。方志记载曰：
（道光）二十九年癸卯（1849）春，米价奇昂，饿殍载道，上石龙圩米一斤售价百钱，较寻常贵四倍。各圩市斤米六十钱，市几绝粒。蕨根、白芜（植物土名）采食殆尽，饿毙、病死数千余人。迫于饿不能存活而鬻子女者，不可胜计。城厢石灰巷、大圩、石龙、蒙公、覃塘诸圩，致成人市。[64]
在桂平县，农民因活不下去而“鬻及儿女者，往往有之，斯山居之农所常见也”。[65]中国人固然有“安土重迁”的习俗，一般情况下不轻易离开故土，移往别处。但到家徒四壁之时，唯有背井离乡，另觅生计，正谓是穷则思迁。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前夜的道光三十年（1850），金田附近介垌村的农民，因当地“土质不好，都是浅脚黄砂田，产量低；灾害多，蝗、水灾、旱灾、风灾都有，村子穷，生活苦”而“迁走了三十多人，以后外出的约二三十人”。[66]
说来或许是凑巧，在灾疫频发的时候，洪秀全四处宣扬拜上帝可以得到庇护，消灾去难，而“道光二十六、七年间大疫，教中无一人感染者，于是投教日加，至数万计。”[67]就这样，拜上帝教成了人们的精神寄托，洪秀全成了人们心中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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