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额田赋已把自耕农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正赋之外的种种苛捐杂税一齐压来，层层加码，更使自耕农死去活来。“纸笔之费、舟车之费、藩司平余上房之费，新加砝码，额外饷余，筹补于正耗之外，每两须一钱数分，凡此皆急于正供。此外官垫民欠，统总捐摊，州县不得不解，不加之民，则赋于何出？”[35]“州县办公无出，不得不于正赋外量加火耗，廉如陆清献，亦俯仰随俗，派耗四分，以供支应。其他多则数钱，少亦钱余。此私派也，视官之贪廉以为多寡，无定数也。”[36]这种情况，在广西有过之而无不及。如邕宁县有一个名叫“卯铺”的田赋承包机关，“该卯铺以银伸钱，其价格又无一定标准。……自（康熙）后银日贵而钱日贱，此辈辄上下其手，有纳银一两，规取制钱至十余千者。又复巧立种种名目，苛收横索数十倍于正供。稍一不遂，鞭笞之下，缧绁随之。”[37]
在隆安县，正供之外，另有“月规”名目。“嘉庆庚辰（1820），钟皆山邑候莅位伊始，有不肖之户科，除干办银壹千两外，更增月规一款，每月加银一百五十两，一年该银一千八百两。通盘算，一任官共靡费银一万二千一百两。……剥民奉上，以自肥其身。小户疾首痛心，甘受其冤而莫可控诉。……频年以来，蜂螫当途，荆榛满路，或蹂躏劫掳，烧毁民房；或锋镝交加，横尸暴野。不得已保举看守包费，较征银数倍。从此妻子离散，乡村寥落。”[38]
从中央到地方，从州县到甲亭，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都得农民供养。位于滇、黔、桂三省交界的西隆州（治今隆林各族自治县新州镇），当地少数民族中流行的“锄地谚”，把农民遭受层层盘剥的情况披露得淋漓尽致：
一锄供官二锄吏，
三锄甲差四皂隶，
五锄六锄头人把事，
七锄锄到自家的。[39](www.xing528.com)
当时西隆州下设6个甲，每个甲下设6个亭，各设甲差。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偏僻小州里，甲差相当神气，常常仗势欺压百姓，尤其可憎。故当地壮、彝、苗等民族农民以锄地打比喻：锄地七下，仅有一下归己，其余六下是为各级官吏以及基层甲亭的甲差、皂隶、头人、把事锄的。绝大部分劳动成果被有权有势的人窃据，这是何等的不公平！
差役借官压人，胡作非为，是很普遍的事。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地浔州府（治今桂平市）“各州县差役，凡有告案奉票拘传，并催缴纳钱粮等事，无不乘坐竹兜。一至乡间，即先索夫价、饭食及名为鞋脚钱文，多方需索。稍不遂欲，即倚借官势，遇事生风。是各役以承票为利薮，而井里之受其累者，悉难枚举。”为此，当局曾勒石为碑，严禁差役乘坐竹兜下乡为非作歹。[40]然而，在官府里当差的，常常看到官员腐败、丑恶的嘴脸，又怎能抑制自己贪婪的欲望？
除了遭受差役欺负之外，各族百姓还要负担大量来自官府的徭役。方志记载：
有阳奉阴违、藉端射利之乡保、总保，动辄违例滥拨，陋弊复兴：一派累上下陆路夫，二派累水团往来纤夫，三派累采棘樊监，四派累修盖后衙墙垣，五派累陈村厂役。更有盘仓、解犯、护饷、递文等役，种种苦累，民困难纾。[41]
邑中素苦徭役，凡修葺城垣、公署、刑狱，砖瓦灰石，派民供亿。而上司过境，勒派民夫，多至千数百名，枵腹守候，其苦异常。县署又多收白役，每奉票下乡，乘坐蓝舆，俨同荐绅出城时，即藉称办公，向铺家索取货物强赊。……道光间（1821—1850）故态复萌，差役中有总头、都总头、都都总头之称，乘轿入乡，索酒食、鸦片烟、夫脚等费，多至数十千文。临审时，铺堂、送案等费，多者亦数十千文。[42]
农民和商人为徭役所害，不胜枚举。而农民“惧差役之累，立券书诡寄绅士门下，借以荫庇，而钱粮则自输纳。年远，豪强者遂夺其田，细民多愚弱，不敢校。即有讼于官者，官即据券书姓氏为证，而豪强又往贿遗鬻田者，使实其户，于是讼反不胜，而以无证受罪，吞声忍泣，莫可控诉。”[43]可怜的农民本想躲避徭役而立字据以求官庇护，却想不到跌进陷阱，落个田地丢失的下场，正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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