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中有许多“之变”,然各种“之变”,都没有“玄武门之变”有名。因为这“玄武门之变”的结果,使唐朝产生了一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即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
李唐王朝诞生后,随后的数年,在与群雄争天下的战争中,显示了不同凡响的作为。这一场连一场战争的胜利,自然得力于运筹帷幄的谋士,得力于搏杀沙场的良将,得力于上上下下全体官兵。可最主要的,当推得力于李氏父子三人:李渊、李建成、李世民。他们父子三人,构成了唐朝的灵魂与精魄。俗话说,上阵父子兵,若非他们的齐心协力,在强手如林的纷战格局中,唐政权是绝不可能脱颖而出,最后雄睨于天下的。
当他们以同心同德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尤其在取得节节胜利后,彼此之间却逐渐滋生了导致悲剧的矛盾因素,症结在于权力。
按照嫡长制原则,在唐高祖登位之初,就立了李建成为太子,确定了皇位继承人。李建成能被立为皇嗣,他的嫡长子身份固然起了大作用,但他的功劳也非同小可,两种成分加在一起,使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子。在开朝之初,就用国家大典的仪式,用法律的形式,把皇储确定下来,唐高祖是明智的,是做了件于国于民有利的大好事。然究竟能否彻底解决皇储稳固,皇权相承这一问题,却远非那么简单,而且“殷鉴”不远,隋初隋文帝立了杨勇为太子,但却被杨广取而代之,造成了震动隋朝社稷的剧变。
遗憾的是,初唐的政权没有吸取这个近在眼前的“殷鉴”。
唐高祖共有二十二个儿子,分别为十八个后妃所生(见下表)。
前四个儿子,都是唐高祖的正室窦皇后所生(窦皇后是个能干的女人,但未活到唐朝建立),其中三子李玄霸早夭(著名的古典小说《说唐》,即以李玄霸为影子,塑造了天下十八条好汉中的第一条好汉李元霸),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人是嫡子,其他十八子均是庶子。在宗法制度中,嫡子比庶子具有优先的发言权和继承权,故而,他们三人在李唐皇室中的地位是得天独厚的。
兄弟三人分为了两派:一派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派是李世民。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唐高祖开始着力培养这个接班人,除了自己,无论政治还是军事,遇事都给予最高的名分与最大的权力。此外,功勋也很显著的李元吉,自幼和长兄的关系就比较亲近,此时更是紧紧相随,希望在长兄登位之后,自己能成为皇太弟。父皇的关照,弟弟的配合,李建成的羽翼自是长足地丰满了,使得东宫集团从正统的旗号到实际的力量,都成了天下瞩目的对象。
李世民的封爵是秦王,他是众兄弟中的佼佼者,打仗打得多,也打得精彩。长期的领兵打仗,使他掌握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且拥有不胜枚举的文武人才。他凭着出众的神采,非凡的气度,迷人的雅量,优异的将略,使得这批文武人才紧紧地簇拥在自己周围,形成了天下闻名的秦王集团。其中文士有饱学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武将有:侯君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张公谨等。在文武两才中,房玄龄、杜如晦、侯君集、尉迟敬德,再加上他的妻兄长孙无忌、舅父高士廉,组成了核心班子。
兄弟三人并非一开始就闹派系的,他们曾经有过亲密的手足之情,有过政治上的精诚团结,有过军事上的通力合作。只是随着唐朝在天下逐鹿显出优势后,在权力再分配上,他们彼此之间逐渐有了矛盾。这矛盾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这矛盾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在李建成被法定为皇位继承人后,愈发地恶化起来,由此形成了派系,闹得不可开交。(www.xing528.com)
矛盾既起于双方,双方都有干系。
从李建成一派而言,在取得天下之本——太子——之后,他们有着一种近似于恐惧的担忧,即担忧功勋、实力、名声都大于他们的李世民始终包藏着“祸心”,早晚会越轨。魏徵对李建成明确地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当然,他们也曾希望李世民能“认清”大势,放弃自成一格的体系,听命和服从于他们。在这希望破灭后,为消除担忧,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来压制、打击、迫害李世民。比如谗毁,比如侮辱,比如下毒,最后准备斥之以武力,只是功亏一篑。他们的行为,只是在清除政治对手,虽然有些过火,却很难说违反了政治游戏的残酷规则。
李世民不是省油的灯,李建成没过分地冤枉他。李世民在打了几次致使唐朝兴旺壮大的仗后,“功业日隆”,已不满足眼下的政治待遇。他是高度自信的人,高度自信之下,免不了有些看轻李建成。由于排行的缘故,他在嫡长制文化背景里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这点他是很不甘心的。他也清楚,嫡长继承制并非历史上唯一的继承制,凭功成为皇嗣,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上比比皆是。他有如此的想法,他的集团成员为了得到更大的功名和富贵,也不遗余力地开导他,引导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反击李建成的迫害是事实,然这事实被他的政治动机夸大了,以至捕风捉影,甚至添油加醋。他最后忍无可忍的极端举措,确实有正当防卫的因素,保护自己及其集团,然更为重要的是,他借此铺就了走向皇位的大红地毯。
按理说,儿子们闹得厉害,作为最高主宰的唐高祖,完全应该出来进行调解,以阻止矛盾的发展,还李唐皇室一个安宁。是的,唐高祖是出来调解的,他的调解本意也很不错,在嫡长继承制与功勋继承制两者中破天荒地取得平衡,既不负李建成,也不负李世民。然而,他美好的设想一旦付诸实施,却是事与愿违,他在肯定李世民的功勋时,萌生了易换太子的想法,想降李建成为蜀王。由于周围的阻力,又别出心裁,欲仿效汉梁孝王的故事,让李世民分主洛阳,建天子礼仪,随后考虑不妥,又作罢。他在讨厌李世民的气势时,复将情感的砝码重新压到李建成的身上,极度冷落李世民,恨不得削尽李世民的权力。如此的反反复复,莫衷一是,致使两派的纷争愈演愈烈。唐高祖越调解越糟糕,终于弄得不可收拾,弄得自己失去了仲裁者的资格。
当两派闹到冰炭不同炉,各种调解归于失败后,不得不图穷匕首见了。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夏,李建成、李元吉准备采取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先是贬黜他们认为最难对付的房玄龄、杜如晦,然后以征伐突厥为契机,夺去秦府的精兵强将,伺机杀死李世民。
风声走漏,李世民与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等紧急商量,以捷足先登的政变,除去东宫集团。在收买了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后,六月四日,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十人,在玄武门设伏。京师之兵本为李建成所掌握,他绝没想到李世民敢有如此之举,故毫无防备,按着日常的规矩,和李元吉一起入朝。将至临湖殿,发觉有异,想退回东宫,此时李世民纵马跃出,引箭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领七十骑冲来,再射杀了李元吉。东宫将士组织反击,见尉迟敬德提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相示,便立时作鸟兽散。
秦王集团政变成功,面对不由自主的局势,唐高祖只得“承认”东宫集团罪有应得,李世民救了社稷,救了他,连出“感激”之言。三天后,立李世民为太子。
八月八日,唐高祖自知多次得罪过次子,更知大势已去,为给自己留个体面,留条后路,宣布自己退为太上皇,由李世民继位,即唐太宗。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表面安享晚年,实则郁闷至极的唐高祖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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