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又称京杭大运河,它与万里长城一样,是中国历史上由人力所构建的两大奇迹之一。它的最大的特点是长,现今全长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以今天的地理概念而言,北起北京,穿越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南抵杭州,途经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大运河的形成,是历代努力的结果,然在其中用力最多且最具规模效应的是隋代,尤其是隋炀帝一朝。故而,提起大运河,人们总要联想到隋炀帝。
隋文帝登基后,虽没有直接用力于今天意义上的大运河,但却开了造运河的先声。当时政治中心设在长安,因人口众多,粮食供应成了严重的问题。隋文帝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令人从大兴城到潼关,开凿一条运河,引入渭水。工程完成后,全长三百多里,起名广通渠,又名富民渠。此运河沟通了关中与关东的漕运,有效地解决了关中粮食供应问题。
隋文帝对广通渠的经营,应该说,对隋炀帝开大运河是有启发的。
隋炀帝上台,政治中心迁移到洛阳,为保证洛阳的粮食供应,为保证军事战略的便捷,为保证自己巡幸江南的排场,遂以洛阳为中心,下令修建了三个水利大工程。三个工程的连通,构成了大运河。
第一个工程,始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是开凿通济渠。
通济渠以洛阳为起点,引谷水和洛水入黄河,在荥阳(今属河南)和开封(今属河南)之间改造汴渠,然后在开封东向挖一条新渠,与汴渠分道,在盱眙(今属江苏)直入淮河。
经淮河,在山阳(今江苏淮安),通济渠与春秋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相连。邗沟因年久多有淤塞,而加以疏浚。
通济渠连通邗沟,直达江都(今江苏扬州),连接起淮河和长江,形成了大运河的南段,全长一千一百公里。
第二个工程,始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是开凿永济渠。
永济渠也是以洛阳为起点,在疏浚三国魏所筑的旧渠的基础上,加上利用部分天然河道,南引沁水入黄河,北向直贯涿郡(今北京),全长一千公里。
第三个工程,始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是开凿江南河。
江南河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多公里。
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构成了大运河,全长二千五百公里。
大运河的三大段,各有其开凿的具体目的。(www.xing528.com)
通济渠加邗沟,能将洛阳与扬州联为一气,便于隋炀帝下扬州。扬州是隋炀帝早年的发迹之地,即所谓“龙兴之地”,故定名为江都。此外,扬州是当年天下最繁华的所在,是风流的隋炀帝魂牵梦萦的地方。所以,这一段造得特别豪华,特别壮观。《大业杂记》说:“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之江都,离宫四十余所。”
将大运河向南延伸,除了隋炀帝的个人意图外,还有在政治上控制南方、在经济上依靠南方的政府行为。
永济渠,是为了征高丽。《隋书·阎毗传》云:“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漕运。”
江南河,应当说是通济渠的延长,其流经的太湖流域,以及末端的杭嘉湖平原,乃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由此可以更深入地通进富庶的江南,使江南的财富和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向洛阳。
对隋炀帝开大运河一事,历来毁誉参半。
持否定观点者认为:开挖大运河调发了大量的民役,开通济渠,征集河南、淮北一百多万民工;疏浚邗沟,征集淮南十多万民工;挖永济渠,征集河北一百多万民工;通江南河,又征集了数量庞大的民工。这些民工的调发,都是强行的、无条件的,迫使农民放弃了田间生产,并受到极其严重的经济剥夺。
再者,民工在工程中的生活及其命运,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悲惨。唐传奇《开河记》从一个侧面描述道:隋炀帝以著名的酷吏麻叔谋主管开河工程,他动用彪形大汉与刑杖,来督促民工们无休止地干活,结果不到一年,三百六十万民工竟然死了二百五十万,白骨积盈于两岸。
大运河的开通,犹如隋炀帝制造了一根特大的吸血管,将北方的民力与南方的民脂民膏,尽数吸入了他欲壑难填的血盆大口中。他下扬州的龙舟,长二十多丈,上建四层楼阁,分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此外,还为萧皇后建造了翔螭舟,为嫔妃建造了浮景舟,为随行人员和护驾将士各建造了三千多艘船舰。这六千多舟船,配备了八万多纤夫。整个船队行在大运河上,连绵不绝,长达一百多公里。如此的船队,其耗费之多是难以估计的。此外,从南方运向洛阳或运向扬州供隋炀帝挥霍的赋税,更是个天文数字。唐代诗人李敬方的一首诗说:“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由于隋炀帝通过大运河来进行穷奢极侈的游乐,致使民众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以致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导致了隋王朝的崩溃。故而,隋朝的灭亡,与此河有关。许浑《汴河亭》一诗云:“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
持赞赏观点者认为:大运河的开通,使中国从此有了经济大动脉,它贯穿南北,“商旅往还,船乘不绝”(《旧唐书·李勣传》),极大地便利了漕运,便利了商业流通,不仅如此,还便利了文化交流,便利了政治运作,使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有机地凝为一体。唐人皮日休撰《汴河铭》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大运河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使长江中下游得到了空前的开发,其包括商业的开发,手工业的开发,城市的开发。
对大运河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往往贬者过于贬,褒者过于褒,较为客观且能调和的说法,当推唐代的皮日休和明代的于慎行。
前者在《汴河怀古》(其二)中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后者在《谷山笔尘》中说:隋炀帝“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
在盛大的文化古迹上,几乎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越是能在后世为本民族赢得文化奇迹盛誉的东西,越是在建造时要付出损民损国的代价,代价越大,盛誉越重,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这样,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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