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艰巨的科研与开发的任务和竞争激烈的市场。他们认识到只有走以法治所的道路，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回顾黄瓜所几年来能够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分工明确，科研人员专心致志做好科研工作，开发人员安心于科技成果转化，后勤人员致力于全方位服务，形成了各有所长的几个群体，这些群体紧密合作，相互配合，形成总体优势。从1994年他们又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建立了科研管理制度，完善了分配、聘任、后勤管理等制度，推行全员聘任制，根据机构设置，进行四定：即定任务、定经费、定编制，定奖惩，并张榜公布。实行全员聘任合同书，做到人人有指标，人人有压力，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他们还向社会招聘大学生。他们改革分配制度，打破大锅饭，贯彻按劳分配并兼顾效益与公平的原则。个人收入分档案工资、岗位津贴、效益奖金，所长奖金。奖金与效益挂购，如科研人员从成果转化的效益中提取2—4%的效益奖金，开发人员超额完成指标部份，提取2—4%的效益奖金。这样促进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加快成果转化。如津春四号黄瓜种子，在1993年推广3万公斤，到1994年已达到6万公斤。国家、集体、个人都能有所得。这样的机制，克服了以前“人管人”的落后管理办法，代之以职工自己对照制度自己管自己，形成了良好的风尚。
在人才管理上，首先确认人才是立所之本，必须重视继续教育，抓好人才工程，所以下大力气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如选派杜胜利同志赴荷兰进修、派张历同志代表黄瓜所赴杭州参加园艺学会首届青年科技论文报告会，他的论文“黄瓜根际微生物研究”一文获大会优秀论文奖，马德华同志被天津市科委确定为天津市百名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之一。还有四位同志被推荐为天津市科技拔尖人才。赵国云同志结合自己岗位工作，到中国农科院品资所学习黄瓜种子检验技术。为提高科技人员计算机应用水平，举办了两期“计算机入门培训班”大家基本都能独立操作计算机和文字处理等工作，部分同志已达到较熟练的程度。
黄瓜所的几名领导成员，多年来艰苦创业，奋力开拓，拧成一股绳，处处发挥带头和表率作用，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声望。黄瓜所的领导班子为政治坚定、团结进取，廉洁实干，作风正派、受群众拥护的领导集体，形成了“黄瓜所精神”。在所内“一身多职，一专多能”现象十分普遍，如办公室韩力同志既管劳资、文档等文秘工作，又负责仓库保管，还兼复印、工会工作，虽身兼数职，各项工作都能圆满完成。
黄瓜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吕淑珍同志说：“我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同时是一名基层领导干部，30多年来，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女同志要想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无愧于人生和事业，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和代价。30多年来，我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当我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困难就更大了，那时工作单位离家有40多里地，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搞科研，我经常吃、住在单位，把孩子交给我父母代管，这样对孩子学习和生活上关心就很少，在孩子们长大后，看到一些同龄人有的考上大学时，就埋怨我不够关心他们。70年代，搞科研、条件很艰苦，那时我工作单位在杨柳青农场，而生产试验大都分布在郊区，一次，狂风暴雨不停，我担心南郊李楼村刚建好的塑料大棚试验地被风刮坏，进水，我和哈玉洁同志立即顶着大风，骑了两个多小时，赶到南郊李楼村，将被风刮坏的大棚修好，用脸盆淘尽实验地的积水，保证了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很多同志都说；‘每到刮风下雨时，别人都往家里跑，我们却往地里跑。’”(www.xing528.com)
按照天津市关于科技开发收入分配办法，吕淑珍在1985—1992年间，每年都可拿到数额较高的技术奖金，但她却只拿全所职工奖金的平均数，她认为创办黄瓜研究所，目的不是为个人发家致富，而是切切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做些事情。在这样的领导班子带领下，全所干部、职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形成一个比干劲、学先进、讲奉献、争上游的局面，涌现出许多爱所如家，以所为家的先进典型。1989年至1994年，天津市科委连续四次对全市114个独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所进行考评，黄瓜所连续四次都被评为“为经济建设服务先进所”（一级所）。1994年被市政府命名为“天津市骨干研究所”。
从1986年以来，吕淑珍同志先后两次被评为天津市优秀科技工作者，两次被评为天津市“三八”红旗手，两次被评为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一次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1994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并且作为中共十四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侯锋同志接连三届任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荣获“五一”劳动奖章。现任市农科院顾问，黄瓜研究所长，市园艺学会会长等职。
吕淑珍和侯锋如今已获得各种荣誉和社会尊重，但他们始终未能忘情抚育了一辈子的黄瓜，他们仍在科研第一线主持黄瓜所的日常工作。吕淑珍说：“我和老侯都不懂得享受。研究了一辈子黄瓜，实在是离不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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