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津沽大学的建立及历史背景

王金鼎○

私立天津工商学院是1921年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一所大学，当时校名叫私立天津工商大学。1929年，因不符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组织法》（组织法规定：凡大学，必须具备三个以上学院），遂改称私立天津工商学院。抗日战争时期，在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有的南迁或西迁，有的被迫停办，而私立天津工商学院因系教会所办，故仍留在天津继续办学，所以发展很快。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学院已发展到3院10系（文学院设史地系、家政系、中文系和外文系；工学院设土木系、建筑系和机械系；商学院设会计财政系、国际贸易系和工商管理系）的规模，故于1946年底向南京政府教育部申请改为大学。1948年11月国民政府批准改为津沽大学。我是1946年从私立天津达仁学院来到私立天津工商学院工作的，至1949年初，一直任文学院史地系讲师。天津解放后，1951年1月，天津市委准备接管私立津沽大学，安排我为教务长；同时聘请私立津沽大学商学院院长李宝震担任副校长。我们二人于1951年1月10日同时到任。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接办私立津沽大学。同时，将私立达仁学院并入，正式改为国立津沽大学，任命张国藩先生为校长。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取消津沽大学，我也离开了津沽大学。私立津沽大学改国立一事是从1950年开始酝酿的，当时由学生发起，通过团市委直接向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提出，请求改为国立大学。学生们请求改国立大学的原因有三条：一是历史原因。多年来学生们（主要是非教徒学生）对天主教的神甫和修女统治学校和迫害学生的行为不满，积怨至深；二是现实原因。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津沽大学内部的法国教会中的极右派系耶稣会的神甫和修女们，或明或暗地阻挠该校师生开展抗美援朝活动，所以学生们要求驱逐帝国主义出境，将津沽大学改为国立；三是法国天主教会已经声明，不再支付津沽大学的办学经费了。实际上这是对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种要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激起了爱国学生的强烈反对，要求政府接管津沽大学改为国立。

津沽大学改为国立的问题，是天津市市长黄敬主持的。1950年冬，中共天津市委负责人黄敬、黄火青、黄松龄、许建国、吴砚农、杨英等开会讨论津沽大学的问题，我也列席了这次会议。当时市委和与会的领导一致同意将津沽大学改为国立，决定派我带着市委的意见到北京去请示中央。派我去的原因，一是由于我对津沽大学的情况比较熟悉，二是我当时已接替梁寒冰同志主管天津市的教育工作。

1950年12月中旬，我乘火车到北京，因事先在电话里联系过，下车后就直接到中南海去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家汇报。到陆部长家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了，陆部长开会还没回来，陆夫人接待了我，当时她因摔伤了腿正在家里休息。她给陆部长打电话说，天津市委派人来汇报有关津沽大学的问题。陆部长让我等一等，他开完会马上回来。那天晚上，我在陆部长家吃的饭。7点多钟陆部长才回家。他端起一碗饭边吃边听我汇报。我先把津沾大学的历史背景和现状简略地作了汇报，接着汇报了校内师生要求改国立的原因和理由，以及天津市委对此问题讨论的经过和处理意见。陆部长听完汇报后问我，天津市委的意见怎么办？我说市委的意见很肯定，同意接管改为国立。陆部长说：“那好，你等一等。”说着，便马上拿起电话向周总理汇报请示。我在一旁听得很清楚，周总理告诉陆部长：“我们财政上没问题，没困难。至于津沽大学改国立的问题，请你再跟少奇同志请示一下。”陆部长马上又同少奇同志通了话，汇报了津沽大学要求改国立的情况，并说已经向周总理汇报过了，请少奇同志指示。少奇同志听完后问，天津市委的意见和态度怎样？陆部长说：天津市委同意接管改为国立。电话里，少奇同志稍沉默一会儿说：“如果外国人出资办学校，给我们培养人才，有什么不好？”对于津沾大学改国立问题，少奇同志请陆部长再考虑一下。我听后悄悄地向陆部长说，外国人不出钱了。陆部长把这话告诉了少奇同志：“教会声明不出资了。”少奇同志说：“那好吧，是否请天津市委的负责同志来一趟。”陆部长放下电话对我说：“你是不是赶紧给天津市委打电话，请黄松龄同志到北京来。”我听后马上来到了交换台直接给黄松龄同志打电话作了汇报，并说陆部长请他赶紧来北京。黄松龄同志说明天就到。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去打电话回来时误闯进了朱德总司令的住所。中南海流水音一带是一排排同样建筑的平房，住着中央首长。因没有明显的房排号标志，当时中南海连路灯都没有，又是夜晚，首长住所也没有警卫人员，我觉得差不多到陆部长家了，便推门而进。进去抬头一看，朱老总和康大姐正对坐在一张小桌前吃晚饭。我当时一楞，来不及多考虑，行了个举手礼，随即说：“对不起，朱老总”。朱老总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从天津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向陆部长汇报工作。”朱老总告诉我陆部长住在后边那排房里。我不敢久留，行举手礼后马上退了出来。就这一会儿功夫，但是，朱老总俭补的生活情况我却看得清清楚楚。屋里是几件旧家具，吃的是馒头、稀饭和两小碟菜。这个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第二天上午黄松龄同志到了北京，我把昨天的经过又作了详细的汇报。下午，我们来到了陆部长家。黄松龄同志向陆部长汇报时说到津沽大学学生们要求将大学改为国立是自发的。陆部长又给少奇同志打电话汇报说，黄松龄同志来了，并提到了学生自发地要求将学校改为国立。少奇同志稍稍沉默了一下后对陆部长说：“学生是自发的吗？请你查一查，如果没有人发动，没有人领导，学生不会向政府来请愿要求改为国立。”为了彻底弄清情况，我陪黄松龄同志连夜赶回了天津。到天津东车站时已经是晚上12点多了，也找不到车了。怎么办呢？黄松龄同志那时已是60多岁的人了，半夜三更的，天气又冷，总不能让黄部长走回家呀。恰好，出了车站附近就有一个派出所，我说：“黄老，您在这呆一会儿，我去打电话找车接您回家。”我找到了派出所所长说，这是市委文教部黄松龄部长，刚从北京来，没带警卫员，请你们负责安全，我打电话找车。那时，市委车很少，我打了好几处电话才找到车。在车上，黄部长若有所悟地说：“看起来呀，是上了青年团的当了。”说实在话，当时谁也没想到是青年团发动的。(www.xing528.com)

第二天黄部长建议市委马上讨论这个问题，并把团市委的负责同志也找来了。团市委负责同志说是他们发动的。这些情况，当时没向市委请示汇报，市委领导不知内情。当然，发动是一方面，主要还是津沽大学有要求改国立的群众基础。黄部长听完团市委的汇报后，哈哈大笑说：“果真上了你们的当了。”由此看来，少奇同志的思维是极其敏捷的，领导经验也是极其丰富的。情况弄清楚了，市委领导同志讨论的结果，还是同意把津沽大学改为国立，并作了相应的决定。随后，马上把事情的始末向中央作了汇报，很快得到了批准。

津沽大学改国立的首要问题是学校领导班子的组成问题。当时的校长是天主教中国神甫王竣德，这个人是不能任用的，所以决定第一步先任命一位副校长。关于副校长的人选，市委曾提出高镜莹先生。高先生是著名的土木专家，当时担任天津市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可是高先生在这之前已被市政府任命为市政总工程师，工作担子很重，不能分身。最后选定了李宝震先生。当时的私立津沽大学，校务重大决策由学校董事会主持决定。当时的董事长是著名企业家李烛尘先生，聘任副校长和教务长以及改国立的问题由黄敬市长亲自同李烛尘先生商谈。李烛老是极开明的人士，非常支持政府的决定，于1951年7月3日，李烛老召集津沽大学的董事们开会，通过了津沽大学改国立和聘请李宝震先生任副校长、聘我任教务长的决议。1951年8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高）字1170号令批准津沽大学正式改为国立津沽大学，并任命张国藩先生为校长。9月25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全校师生欢欣鼓舞，锣鼓喧天，兄弟院校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也前来祝贺。不久，叶剑英同志到校视察工作并对师生表示祝贺。津沽大学从此走上了新生之路。

（王家琦整理　师静淑征集）

作者简介：王金鼎同志曾任天津市委文教部部长，现任天津市委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