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光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

天津解放前夕，资源委员会在津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对解放后的前途虽不无疑虑，但大家的心情还是比较镇定的，对个人的安全问题也并不担心，其原因是：1、全国解放的形势已非常明朗，员工们对解放的即将到来早有思想准备，因此心情比较稳定踏实。2、天津解放之前，已有辽沈、淮海战役的胜利，共产党的政策是对原国民党的工作人员照常留用，原职原薪。大家已有所知，心中有数。3、在天津的中共地下组织一再向资源委员会各单位负责人寄送通知，指明政策，提出保护财产的要求，更加坚定了大家留待解放的信心。4、资源委员会各单位工作人员都在天津拖家带口，在当时交通困难情况下，费用又贵，无力可走。5、1948年12月26日，南京资源委员会向天津各单位下达了命令，通知在津各单位主持人员不经南京批准不得擅离职守，否则严惩。命令虽然在当时并无约束力，但对南京资源委员会最高层无意撤退人员、物资的意图有所领悟，只好留在天津等待解放。

资源委员会在天津各单位中最早解放的是天津化学工业公司的汉沽化工厂，随后是灰堆造纸厂。其他各单位都在1949年1月15日同时解放。汉沽化工厂刚解放3小时，就和化学工业公司通了电话，告以人员平安，照常工作。此后数日，仍每日打来电话，说厂内已运到粮食，原已停工的硫化碱厂已复工，前已损坏的变压器正在赶修中，并告知近处的唐山、秦皇岛的资源委员会各单位，解放后的情况很好，各单位的主持人都是原人未动等等。这些情况不但使在天津的人员更加安心，而且传到南京，更坚定了南京资源委员会的高层决定人员不动、保护财产设备迎接解放的决心。

天津市区临近解放的几天，资源委员会各单位的人员虽一切工作已停顿，但仍天天上班。1949年1月14日（即天津解放前一天）下午4时，平津办事处附近的新华大楼（位于今解放北路、滨江道口）落下了一颗炮弹，响声震天，这时平津办事处的人员刚刚下班回家。办事处副处长杨骏昌和秘书高承志因住在特一区台湾路7号宿舍，1月14日半夜听到窗外马路上呼喊声不断，并有零星的枪声，知道解放军进城了。1月15日清晨7时，办事处来人通知杨骏昌、高承志，说进城的接收人员已到，要原负责人去见面。杨、高二人急忙沿着今解放北路步行到机关。到了平津办事处机关后看到各办公室都坐满了进城干部，室内堆放着枪支、背包等军用物品。进到屋内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戴着皮帽，披着一件黄色军大衣，穿着一双长筒靴，坐在沙发上。经介绍知道他是新进城的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业处的负责人杨成同志。杨成与杨骏昌、高承志见面后温和地说：“现在资源委员会在天津的全部资产已属于人民了，办个移交吧，大家照旧安心工作，就一起干革命吧，今后工业处就在这里办公。”从那个时候起，杨骏昌、高承志和原平津办事处全体人员就成了国家干部。

原资源委员会平津办事处秘书高承志在南开中学、清华大学读书时曾参加革命工作，他听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俞启威已在冀中解放区担任领导工作，就向杨成打听俞启威的情况，杨成微笑着说：“他也许到天津来。”其实，当时已入城的天津市市长黄敬就是俞启威，杨成不便明说。随后高承志很快就知道了真情，竟情不自禁地随口用英文呼了一声“My God！”（天哪）这件事太出乎他的意料了。(www.xing528.com)

以上所记述的往事，不觉已过去40多年了，资源委员会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解放后都安排了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都有很大进步，他们在政治方面也都受到信任和依靠，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当上了各级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源委员会原最高领导人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解放后都受到党的高度重视，翁、钱、孙、吴四人已先后作古。翁生前曾为全国政协委员，吴担任过华东重工业部副部长，钱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多年。孙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作者简介：杨骏昌原天津市第二商业局顾问，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顾问，第八届天津市政协常委。于1991年9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