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国际书刊交流做出卓越贡献

方蓉华

陶孟和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和社会学家，名履恭，字孟和，以字行，1888年生于天津，是天津宿儒陶仲明之子。早年毕业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和英国伦敦大学。曾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社会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回国。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1919年2月由中国教育扩张研究会派遣与郭秉文、李石曾等赴美、英、法各国调查战后各国教育状况，后又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社会调查所所长、国立中华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重视社会调查研究工作，著有《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社会与教育》、《社会问题》等书。抗日战争期间，他为国民参政员，曾派人去上海调查日本对我国经济掠夺的情况，以便作为抗战胜利后向日本索赔的依据。陶孟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所做的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巫宝三先生曾在《纪念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和我国社会经济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文章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建国后，陶孟和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管院图书馆工作，为我国书刊的国际交流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60年病逝于北京。

我认识陶孟和是1954年调到中科院图书馆第二年，组织上分配我做国际书刊交换。当时这项工作由陶孟和亲自指导，第一次见面印象深刻，他言语认真，要我加强学习，特别是外语学习，才能胜任工作。说实话，对我来说，当时对国际书刊交换了解很少，缺乏实践经验，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我起早摸黑，努力学习交换业务和外语，经过半年的努力，初步摸索到这项工作的一般规律和程序，工作迈出了第一步。

国际书刊交换是国际间各学术机构在自愿基础上，通过协商用各自的出版物互相进行交换的一种形式，通过交换获得对方出版物，特别是贸易途径难订的资料，因此在图书馆中它是收集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项活动，还可以促进各国间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1949年中科院成立后，陶孟和以广博的国际知识重视科研资料的收集，提倡在我院开展国际书刊交换工作。

这项工作最初由院联络局办理，1951年院图书馆成立后即转交图书馆办理。工作范围最初集中为全院各研究所，各学会、各协会统一办理交换。1956年随着国内科学事业的发展，中科院制定文件，鼓励各研究所及科学家直接对国外交换书刊，我馆国际书刊交换由集中逐步转为分散，我馆工作重点转为补充馆藏，为各研究所代办业务逐步减少。

从建国初期到1955年，我馆交换和赠送书刊的主要对象是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少数亚洲、欧洲学术机构，每年收到大量赠送书刊，包括苏联早年出版物和日本学术代表团等赠送品。1955年后，我校与苏联等国家科学院签订科学合作协定时，每年又增加了与各国科学院间交换全部出版物的条项。据统计从1951年至1955年总计收到书刊12万册，我馆寄出书刊2万册。在我国科技资料还很缺乏的时期，国外学术机构大量的赠送和交换的书刊，极大地丰富了我馆馆藏，为科研工作提供了方便，促进了我国科研工作的发展。

1956年我国科学事业迎来了第一个春天，这时周总理说：要密切国际间科学研究工作的联系和合作，收集和交换国内外科学和技术资料。当时年近7旬的陶孟和，以高度的热情和广博的国际知识指导我们开展英、美、日等国民间学术机构的交换工作，筛选交换对象，每年主动向国外学术机构发信征求交换达一二千件。为了使交换工作顺利进行，当时陶孟和在院内外会议上就国内出版物，特别是我院学报增加出口品种等问题，一再说明其必要性。经陶孟和和各方领导呼吁，当年我院学报全部经国务院批准用于交换向一切国家出口，这在当时也是很不容易的事。为国际书刊交换提供了物质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陶孟和多年指导下，到1961年也就是他谢世那年，我馆国际书刊交换有了较大发展，已经与世界上69个国家1445个学术机构建立了正常的书刊交换关系，每年可收到交换书刊达3000多种，其中包括通过贸易途径得不到的科技报告，各种会议报告、专利资料及大量过期刊物。据历年统计从建国初期到1965年15年中共收到交换、赠送书刊近45万册，寄出书刊近3万册。这些成绩的取得，与陶孟和的指导和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陶孟和是研究社会经济学的，对国际书刊交换中的经济效益极为重视。长期来，他对大宗交换总是要求分批核算，内部平衡，做到心中有数。对各国交换机构出版物分成各种类型记价或估价，每年平衡一次，年终总结工作时必须将当年交换经济效益总结上，有时还亲自参加核算，估计当年可为国家节约多少外汇。例如：1958年期间我馆每年订购国内出版物寄给国外交换机构包括邮费在内约花人民币4万元，而每年从国外交换机构换回交换书刊约21万元人民币，每年可为国家节约外汇人民币17万元，8年总计节约外汇人民币136万元。在经济状况不十分富裕的我国，他重视经济效益，勤俭办事业的作风，至今仍值得学习。(www.xing528.com)

实践证明国际书刊交换的作用在我馆是明显的。但长期来对通过贸易途径可以订购的国外书刊是否也要用交换手段收集，在采购部门有不同看法。带着这个问题1962年我做过一次“以换代购”的试验，那时我馆外汇压缩，为了省钱，根据期刊的重要性和使用率挑选399种资版期刊停止原版订购。1963年检查交换到货情况，除2种外其余397种原版期刊通过交换到货完整无缺，事实证明只要国内出版物相对稳定，“以换代购”是可行的。

十年浩劫，这项工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样，遭受重大损失，国内出版物停止出版，国外来信不复，工作趋于停顿，干部下放劳动。1972年我从干校回馆，领导计划将我调离交换组，当时我想自己已做了多年交换工作，对这项工作又有一定的知识，虽说从1964年起下农村搞“四清”，1966年回馆赶上“文化大革命”，1979年又下放农业劳动，十多年宝贵的光阴就白白过去了。但国际书刊交换中很多问题还要进一步探讨，我坚持留在这个组。就这样我开始学日语，管理日本的书刊交换工作直至1987年退休。15年中收集到国际会议录89册，日本各学会召开的学术会议录549册，这些资料大部分是贸易途径难得的。

1980年后日本的交换机构基本恢复正常，为了进一步证实“以换代购”的可能性，将800多种从日本交换到的期刊的科技报告、论文集进行摸底工作，根据不同情况，与对方交换机构协商。经过多年深入细微的调查，到1986年已累积330种通过贸易途径可以订购的日本期刊能达到每年完整无缺到货，并取消了这部分期刊的原版订购，仅此一项，每年即可为国家节约10万元外汇人民币。此外有370种是非卖品，加上国际会议录和成套工具书，过期刊，每年为国家节约的外汇就更可观了。实践再一次证实开展国际书刊交换是有利的，关键要有辛勤耕耘、严于求实的精神。

国际书刊交换，也有一些复杂的问题，由于台湾问题存在，50年代中至60年代，国外信件邮包中反动宣传品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写成中华民国时有发生，有时还是印好的。根据规定都要向对方交换机构写抗议信，甚至中断交换。记得1959年与陶孟和谈话时，他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台湾国民党存在，许多国家都有台湾工作人员，情况复杂，关于信封邮包上的国名问题，对具体机构要求具体分析，先试用去信提醒对方注意更正我国正确国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建议在后来工作中得到采纳并取得良好效果。当时日本、美国等交换机构曾以最高领导签名来信表示歉意。

陶孟和关注国际书刊交换工作，不仅限于对这项工作的指导，在工作条件上也给予极大支持。1956年我馆成立各部组时，办公楼紧张，交换组搬到西院平房办公，每天大量邮包，冬天生火炉很不安全，反映也得不到解决。最后陶孟和亲自察看，作出决定，把交换组搬进现在的办公楼，记得那时年轻的我们高兴得直跳，工作更起劲了。后来他还通知我为他设立一办公桌供他来组里批阅交换信件用。1959年国际交换书刊展览在西郊新书库第一次展出后，许多著名科学家参阅交换书刊，对各种书刊作出评价，提出许多建议。

陶孟和任副院长期间，关心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和院出版事业。对外文书刊的出版很关心。常说：语言隔阂，影响学术交流，妨碍宣传我国科学成就，主张组织人力出版自然科学外文版书刊，学报要附外文摘要等等。后来《中国科学》、《科学记录》外文版的出版，各种学报附拉丁文名称和外文摘要等，与他的建议是分不开的。

陶孟和患有严重的冠心病，据陶愉生说：“他从没提出要把儿子调到身边，也没提出过要儿子回北京探亲。1952年他冠心病发作严重，是科学院组织上通知陶愉生所在单位要陶愉生回京探望。有一次陶愉生在锦州长期出差，陶孟和和李四光副院长在北戴河避暑，陶孟和写信要陶愉生去看望。陶愉生因工作繁忙，不能离开，未能前往，陶孟和没有怨言。陶孟和对自己要求严格，对青年人要求也严格，支持青年人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鼓励青年人积极向上。

（刘续亨征集）

作者简介：方蓉华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国际交换组工作人员，跟随陶孟和先生多年，从事国际书刊的交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