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艺术博物馆：独家收藏全国首屈一指古砚系列

父亲一生除了为事业奔波外，最钟爱的就是对文物的收藏。除商周青铜和碑帖外，其余无所不爱，尤对有名人题字的古砚和商周古玉兴趣最大，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价值之昂贵在全国文物收藏界中尚属罕见。以古砚而言，论品种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论年代溯自汉代；论品种有陶、瓦、砖、泥、铜、铁、石、瓷、玉、木；论数量数以千方。他逝世后捐献的这近3000件文物，是父亲多年节衣缩食，不吝重金，多方奔走收购而来的。他曾对出售古玩的商人说：“只要是精品，不管多少钱，统统往我家送”。记得父亲晚年曾对我说过：“要是我将购买文物的钱用来买钻石，可以买一大簸箩”。

父亲为收藏这众多的文物精品曾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在“七七”事变以前，天津日本租界有个叫大罗天的古玩市场，大约有几十家古玩店铺。父亲差不多每天都到那里去看，遇到有收藏价值的就买下来。差不多每次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收获。古玩店铺的人也经常到我家来卖文物。“七七”事变后，天津大罗天古玩市场拆掉，大多数文物店改移到劝业场、泰康商场、天祥市场，还有马场道一两家以及北门里口等处，这期间父亲到泰康商场的时候居多。就这样日积月累终于收藏起这些无法估量其价值、璀灿无比的文物珍品。

父亲对这些高价收购到的文物均悉心保管，对其中精品都用珍贵的楠木、红木、黄杨木甚至紫檀木做外匣，一一分别装藏。并由大伯父徐世昌（擅长草书）、八伯父徐世襄（擅长篆书），或他本人在外套上题铭刻字。对那些有来历的精品还在匣中的缎里上题跋，注明出处。若有的漆盒因年久失修，有开裂、破损、残缺之处，他便请北京一位有特殊手艺的工匠孙天庆师傅（原在北京古文化街，现琉璃厂处，俗称“小器作”，除做各类硬木小器件，还兼营修理硬木家具。）进行修补。修补后的东西就是内行人也看不出哪些地方是修补过的。

对收藏、保管的文物之中，父亲尤爱古砚，他曾将所有收藏的古砚整理成系列。在他所收藏的古砚，上至汉代，以明、清两代为主，传世品居多。均质料名贵，雕刻精美，形式多样。在古砚的制作上，综合了雕刻、绘画、书法等各方面的艺术。这些砚材的质地都有宜发墨、不损毫、蓄水不涸、质地细润等优点。如宝晋斋研山砚滴水少许，在池内可经旬不竭。有些砚台的砚材十分名贵，如端石中的清花、蕉叶白、火捺、鸲鹆眼，歙石中的金星歙、澄泥中的朱砂澄泥等均为稀世之珍。从砚台的形制上看，有唐代的箕形，宋代的抄手式、明清的随形、方、圆、八角等。从花纹雕刻上看，有宋代的“鹦鹉石砚”、元“白玉凤砚”等均显示出宋元砚刀法简练、古朴的风格。明“十八罗汉洮河石砚”、明“荷鱼朱砂澄泥砚”，表现明代刻工的精细。清代的卢葵生漆砂砚，以体质轻巧著称。从砚材的史料性来讲，有些还镌刻名人的书法，手迹有珍贵的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如明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砚”，砚上的铭文按宋拓本石鼓文摹刻。“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具有很高的文字研究价值。

父亲在“藏砚手记”中写有他藏砚的宗旨：“吾人收集古人之研，不独以研材之极美，刻工之精细，而在充分表现其人之心灵，意境、节操、哲理、情绪、诗意等，形之于砚”。可见其藏砚之水平已升华到极高的思想境界。

父亲从1934年起，将古砚整理成系列，并准备编撰砚谱。为此，他曾从北京请来了艺林高手，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拓手周希丁先生及其助手傅大卣先生（国家一级文物鉴定专家，1994年去世）。为古砚及其它有价值的文物做拓片，住在我家长达七八年之久。周希丁先生的拓工技艺匠心独具。他将特殊品拓全形，有石眼者拓出眼睛来，有特殊颜色者拓出颜色来。如对明代鱼形黑色“澄泥砚”，池中有红色的部位，都能尽善尽美显现出来。如宋代的石鼓砚，檀木盒上有罕见的清代翁方纲题款，是一件稀世珍品。他将石鼓拓出了立体形象。再如玲珑仙馆主人马日璐的藏品“砚山砚”，也都拓出立体感。那些年父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和周希丁、傅大卣共同切磋探讨，力求将每件精品都极其细微地拓在纸上。砚谱拓出后，由大伯父徐世昌作序和跋，待装订成册。据我们所知，砚谱共拓出十套，但不知为什么原因最终未能装订出来。上述拓片图谱也在捐献之列。(www.xing528.com)

除古砚之外，古玉在我父亲收藏中亦是偏爱之物。他收藏的历代古玉亦自成系统。自商周秦汉直至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特别是商代、战国与两汉时期的尤为珍贵。各代玉器。各具特点。如“黄玉兽形佩”、玉质纯细、造型浑厚；“黄玉鸟形佩”、“青玉双鸟形佩”、通体磨有沟槽，工艺独特。还有多种动物佩饰如“墨玉免”、“黄玉螳螂”等均为难得的商玉瑰宝；其中西周刻有嶲事”二字的燕形玉佩，战国“英玉双龙双离佩”、“青玉谷纹、龙形佩”，堪称绝世之珍。色彩斑斓，光彩夺目，亦为世上罕见。

其次，是字画。尽管数量不太多，单就质量、艺术价值而言，在国内也是屈指可数的。其中有段故事：他在收藏字画中，其中有一部分来源于天津王某家所藏。王某与当时大汉奸王克敏等人打麻将，王克敏输急了。王某打出一张么饼，王克敏有一对么鸡，便硬说：“胡”了，其实本不该“胡”，可王克敏依仗权势一定要“胡”，还说鸡饿了哪有不吃饼的？这次王某输掉了40万现大洋。他急需现款，情急之下，将家中字画经北京字画店卖出。其中一部分由我父亲收购，共用去10万大洋。这批字画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遗憾的是在运输过程中被人盗走。令父亲痛心不已，也是他收藏文物中一大损失。所余存的在捐献中亦有不少精品，如：黄小松“得碑图”、王雅宜手卷、宋拓墨皇本怀仁集王羲之之书“圣教序”、清傅山、傅眉文父子画册及清黄鼎绘“万里长江图”是已知古代画家描绘同一题材的最长画卷等。一些图书部分也有不少精品，捐献后由天津图书馆收藏。

解放初期，现天津艺术博物馆因藏品量少，故原属历史博物馆的艺术部。正由于父亲捐献此批文物后，极大地丰富了收藏，为建馆奠定了基础，于1957年艺术部独立出来，并命名为天津艺术博物馆。据说目前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古砚为全国之首。报纸上也有人以《艺博藏砚名天下》为题撰文，对此作了专门、详细地介绍。天津艺博尤仁德先生也写过“濠园藏玉”一文，对父亲收藏的古玉专事介绍。父亲一生，倾其所有，收藏文物，现珍藏在天津艺术博物馆。其古砚、古玉和字画等，为祖国浩如烟海的文物收藏，增添了绚丽的葩苑。

1954年父亲病逝后，我们遵照其遗愿，将其全部文物捐献给国家。记得在他逝世前不久，曾对我们说：“我毕生精力致力于收藏文物，几十年呕心沥血，终于将它们由分散变为集中，如果传给你们，势必又由集中变为分散，我考虑再三，只有捐献给国家，才更易于保管，供全社会、全民共赏。我希望在我死后，将捐献之文物开辟一个陈列室，进行陈列，供大家欣赏，这也是我对社会的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