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道德品行,尽管君子和小人之间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和区分标准,但实际上二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他们可以接受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形式。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
武城是鲁国的一个地名。孔子到了武城之后,听到了礼乐的声音。孔子莞尔而笑,说到“割鸡焉用牛刀”,是说治理这么小的地方为什么要用礼乐呢?这里带有一定讥讽的意味。对此,子游很严肃地对孔子说,曾经听您讲过,君子学习礼乐之道后就会更加的爱惜别人,小人学习礼乐之道后就会更容易听从指挥。此处的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社会地位为基础的,特别指出处在统治阶层的人在学道之后会更加主动地去爱惜下层社会的人,下层社会的人学道之后更容易听从命令和承担各种义务。所以在子游看来,无论地方大小,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应该用礼乐弦歌来加以教化。在听到子游的说法之后,孔子赶紧对身边的学生说:“子游说的话是正确的,我在之前说的话不过是和他开玩笑罢了。”这里孔子实际上有一点自我解嘲的意味。其实,孔子所言“割鸡焉用牛刀”,也值得思考,即礼乐要用得恰到好处。这里孔子委婉地改变了自己的说法,似乎有一点不是那么坦率地认错的嫌疑。
既然存在君子和小人,以至于有道之人和无道之人的区别,那么如何对待二者就是统治者所经常要考虑的问题。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www.xing528.com)
季康子是当时掌握鲁国实权的正卿。他向孔子提出的问题颇有蛮横的意味:“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不是反复强调有道和无道的区别吗?那么把无道的人都杀掉,以此来向有道的人看齐,这样如何呢?对此,孔子的回答可谓义正词严。他质问季康子你推行政务,为什么一定要用杀的方法呢?然后指出,你如果有向善的愿望,民众就变好了。随即,孔子又用“风”和“草”来比喻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及其相互关系。孔子强调季康子处于君子的地位,一些处于下层的民众虽然无道,但是如果上层的统治者追求善行的话,那么民众也会朝着善的方向靠近,也会变得善良。这实际上也是谴责统治者的不善导致了民众的为恶。
孔子认为,君子的德行就像风一样,是具有方向性,并且可以影响到别人的;而小人的德行就像草一样,没有自己的方向,而是随着风的方向变动。这不是一般意义上强调君子的德行可以影响到小人,而是突出君子对小人所发挥的影响是难以抗拒的,就像草必定随着风的方向而发生偏倒一样。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是“必”,强调这种影响是必然的,可见孔子对于君子的影响之下,小人必然会发生良性改变深信不疑。
仔细想来,季康子的欲念其实非常危险。按他这种说法,把人分成“有道”和“无道”,以“诛无道”的名义去屠杀,必然造成无辜者受害。这样一种二元对立且迷信杀戮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治理手段是很残忍的。对此,孔子的立场非常鲜明,他指出老百姓是善良还是恶劣,统治者负有主要责任。
前文已述,君子和小人通过学道都可以共同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君子相对小人而言,是可以充分发挥影响力的,并不是说小人就坏得无以复加、无可救药了,而是说君子是可以通过德行去影响和教化小人的。拥有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利越多的人,就应该在德行上面有更高的水平和更好的表现。作为统治阶级,其德行应该具有表率作用,这在儒家的思想层面上看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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