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奖，正在引起新一轮的“余学热”。余英时说，获奖完全是一个意外，如果学术研究是为了得奖，那会非常糟糕。但是，克鲁格奖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的一个肯定。他告诫我们说，学术研究不是讨巧的事，不要好高骛远。余英时先生的态度，正是我们最缺乏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我突然想起钱穆先生有一个很“不合时宜”的看法，他认为农业社会是人类最好的社会形态。我现在非常认同，而且觉得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最类似农民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春种秋收，首先安顿自家的性命。自给自足，谈何容易！
聊天中，自然不免谈起知识分子关心的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和未来。余英时先生说他很反感“知识分子”这种称呼，和“分子”有关的，都是贬义词。他更愿意使用“知识人”的说法。他说知识人不要觉得高人一等。目前的知识人的待遇，其实是其他社会人士奋力抗争的结果，所以要对他们保持尊敬。但是，知识人也不要小看自己，只要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将来会有很大的作用。也不一定要和外部环境水火不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走好自己的独木桥，给家人安定的生活，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余英时先生和夫人开车来接我们。他们夫妇精神矍铄，和我们聊天，兴致很高。可以领略到他们学身互润、中西汇通的高明和热爱生活、善待后辈的平实。但是，当初余英时先生投师钱穆先生门下时，新亚书院在香港几无立锥之地。再后来到哈佛读研究生，也是花了大的力气克服语言的障碍。现在看来，余英时先生走出了令人称羡的阳关道，但是在起步的阶段，也是面对无人问津的独木桥。更加可贵的是，他此后的每一项研究都是独辟蹊径，不依不傍。我们今日的处境，其实改善很多，但是，功名利禄的诱惑无处不在，“半途而废”的危险实可警惕。清儒凌廷堪有言，学术之变迁，“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愤而争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辨学》，《校礼堂文集》卷四）。余英时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上勇猛精进，毫无苟且，但是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则“守而待之”，平心静气。余英时对于天下事的了解，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只知道他“不出户”的一面，这次是领略了他“知天下”的本领。《老子》云“不出户，以知天下”，信然——普林斯顿，大学与小城、山林与学人融为一体的重镇，余英时先生选择在那里安居，堪称天作之合。(www.xing528.com)
（原刊《中华读书报》2008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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