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钱穆先生。对于钱穆的评价，余英时坚持认为钱穆是一个儒家没有问题，但是，绝不是“当代新儒家”。有研究者认为，钱穆应该属于“广义的当代新儒家”。2004年底，承蒙刘笑敢教授邀请，我自己作为新亚书院的“明裕访问学人”，在会友楼住过半月。钱穆先生晚年回中文大学参加新亚的校庆，也曾住过这里，这被视为钱穆完全认可新亚书院并入中文大学的象征。宿舍里有纪念钱穆先生的文集，每日翻看，触动甚多。当时又正好赶上“中文大学的儒者”国际学术研讨会，劳思光、刘述先、墨子刻做主题演讲。开幕式上，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关子尹说，传统意义上的“儒者”，是可以涵盖钱、唐、徐、牟的。但是，会上刘述先认为他和余英时当时争论钱穆是否属于新儒家，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他的观点。然而，我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一些研究新儒学的学者，大概是觉得把钱穆先生列入“当代新儒家”的谱系，才可以充分肯定钱穆的地位，或者因为钱穆先生的存在，又可以说明“当代新儒家”的阵容是如何庞大。但是，钱穆的视野是打通经学、子学而贯穿中国通史的，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意义绝不是“当代新儒家”这一名号可以涵盖的。正如司马迁也有他的思想倾向，但是他的意义，绝不是“汉代新儒家”或者“汉代新道家”之类的名号所能概括的。所以，我自己更加认同余英时对于钱穆先生的评价。
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来自钱穆的《国史大纲》和《国学概论》。余英时说《国史大纲》有特殊意义，需要仔细琢磨。他说钱穆1931年去北大任教时，讲断代史的同事比较多，还没有人可以讲中国通史。钱穆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史观都很熟悉，但《国史大纲》采取了正面叙述的手法，很多批驳性的观点是含而不露的。余英时说，要体会钱穆先生那一代人的苦心。在“百事不如人的心态下”，我们的传统文化成了罪魁祸首和革命对象，但是钱穆立志从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出发，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制度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值得敬仰，并有深厚的生命力。特别是抗战时期，很多人以为中国要亡了，钱穆说中国不会亡，研究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文化，就可以知道中国为什么不会亡。他的《国史大纲》对于中国的未来抱有无限的希望。余英时提到钱穆先生对他说，《国史大纲》序言里面说的“温情和敬意”，是有针对性的，主要是针对傅斯年他们在史语所所主张的把历史当作纯粹客观的研究对象。钱穆毕生的研究，对于过去的历史和文化原来有什么好处，对于现在有什么帮助讲得很多。1959年前后，钱穆在美国遇到蒋梦麟先生。梦麟先生问他是不是对传统文化的优长讲得太多，而对缺点讲得太少。钱穆则反问，是不是别人讲缺点讲得太多，没有人讲好处，我讲好处对不对？如果对，我这么做就没什么好说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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