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伤心痛切之余没有自暴自弃，在内忧外患之中不坠青云之志，对自己热爱的事业鞠躬尽瘁，这是中华民族赖以救亡图存、振兴国家的精神支柱。
敦煌文献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间，迅速成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百年不衰。其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敦煌文献的珍贵——年代久远、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在汉语文献之外，保存了大量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康居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文献；在佛教、道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之外，还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尽管人们至今对公元11世纪初藏经洞封存的原因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对这种保存文化典籍的苦心给予足够的敬意。想一想后来者对于文化遗迹的大肆践踏，不禁使人汗颜。
二是国外汉学家把弄到手的敦煌文献悉数捐给了图书馆或博物馆，而没有据为己有，并随之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研究。斯坦因、马伯乐、伯希和等人皆以精研敦煌学而成名，日本学者曾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而骄傲。敦煌文献被骗购至异国他乡，却又保存得相当完好；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却肇始于国外。国外汉学家用心之专、用力之勤、成果之丰，令人叹服。
三是因为我国学者前赴后继，筚路蓝缕、孜孜矻矻，使中国的敦煌学从无到有，从星星之火成煌煌之学，起步艰涩而后来居上。
提起敦煌学，人们一般都会指责那个道士王圆箓的愚昧，都会感叹国运的多舛，都会愤慨斯坦因、伯希和等洋人的贪婪。一个经久不衰的国际显学，在国乱民贫之时问世，而在学术之外，又渗透着如此沉重的民族感情，不能不令人感叹。(www.xing528.com)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言：“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垂）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而陈垣先生以“敦煌劫余录”为书名，痛切之心溢于言表。然而，今日之论者都引用“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却很少提及陈寅恪先生对于此种论调不以为然，他接着说：“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请举数例以明之。”他在举例说明国内敦煌文献的价值以后，语重心长地说：“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
在伤心痛切之余没有自暴自弃，在内忧外患之中不坠青云之志，对自己热爱的事业鞠躬尽瘁，这是中华民族赖以救亡图存、振兴国家的精神支柱。我们不乏这样的精神，我们不乏石破天惊的智慧。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给我们带来了那样深重的灾难？敦煌由于它的开放，所以才积累了那样丰富的文化遗产。敦煌由于它的遥远而宽容了外来的文化。敦煌文献由于被劫掠到了海外而催生了国际敦煌学。论者以为“四小龙”的崛起证明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殊不知，“四小龙”正处于儒家文化圈的边缘地带。
我们不能因为敦煌学的昌盛而原谅当初的劫掠，正如我们不能因为香港的繁荣而原谅当初的殖民。这是最起码的立场。但是，我们更应该反思传统给我们的包袱和我们对传统的亵渎。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更加的珍惜祖先的文化遗产，更加的以开放的胸襟面对世人，那么，我们的学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国家，将是一种怎样的气象呢？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若视为可居之奇货密藏之，或宁可毁掉也不肯示人，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为后人所诟病；文化的本性是活的、流动的，关起门来孤芳自赏、夜郎自大，最终只能是被劫掠、被殖民。
面对全球化的潮流，有人以为加入WTO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选择，殊不知，正是世界冠军，才给我们带来真正的骄傲。我们不能靠“14亿人口”成为强国。中国的富强，其标志最终只能是我们在各个领域都拥有了世界性的大家。
（原刊《中国青年报》，2000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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