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6]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几乎完全不同。汉语文约义丰，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同时也引人遐想，趣味无穷。中国的哲学书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如《道德经》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如《论语》也是往往以寥寥数语阐述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中国人的思考是含糊不清的非概念思维、非逻辑推理的方式，这或许与中国哲学的用途有关。在中国，学哲学的目的不是做西方式的“科学家”，而是铸就有修养的“人”。只有简洁，哲学才能在民间推广，达到熏陶每个人的目的。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出的“道”，不是永恒的“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人的“真理”是无法说出来的，只能是“玄”；庄子说：“得意而忘言”，“言有尽而意无穷。”孔子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可见，对中国人来说，道理尽在不言中！
可是，科学道理却要求是“可道”的，是可以用文字符号精确表达的。我们的老祖宗擅长于比喻、暗示、象征的表达方法。比喻即以外物间接地表达自己或其他事物，特别是隐喻内心。其实，山水、马牛、虫鸟与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中国人仍然喜欢这样的简单思维。
《易经》中之阴阳八卦以及后来的五行思想是中国式象征主义的典型代表——以阴阳二爻、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类推万事万物。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我们的古人记录了哈雷彗星40来次，但没人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我们早就有类似于血液循环的看法，但没有上升为理论，最终是英国人哈维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有中医、针灸，但停留在经验或五行的范围内，没有科学性。难怪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的，我们有许多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的记录，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但永远处于捕捉现象的阶段，成果永远处于初级发展水平。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医是整体疗法，头疼可能医脚；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在中国人眼里，人与大自然、社会也是一个整体，此即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
整体观、系统观当然很好，但我们还应学会局部的、解剖的、微观的、严谨的、分析的方法。
（原刊《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25日）(www.xing528.com)
【注释】
[1]时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任职。
[2]杨振宁2004年在北京召开的文化高峰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集中论述了《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字稿载于《自然》杂志2005年第1期。
[3]参见董光璧.大哉方圆：易学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影响.载于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4]见于《莱布尼兹致白晋的一封信》（汉译），刊于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二辑该辑设有“莱布尼兹与《周易》”的专题。）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3.
[5]时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职。
[6]时在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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