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为何未产生科学成果？《重塑君子》揭秘

郭　沂^[5]

关于《周易》和近现代科学的关系，长期以来学者们的意见颇不统一。有的认为《易》理合于近现代科学。比如最近，学者们根据莱布尼兹去世当年的通信等文献证实，这位德国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所发明的二进制的确源于先天八卦图。有的则认为《周易》与科学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像杨振宁先生这样明确地称《周易》对“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的，却并不多见。这或许是杨先生宏论一出便引起极大关注的原因之一。

今观杨先生的论据，不外乎两条：一曰“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二曰“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杨先生认为，这两点都是在《周易》的影响下形成的。对此，需要作具体分析。

关于《周易》是否真的只有归纳法，没有推演法。首先看《周易》的形成过程。众所周知，相传《周易》古经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伏羲作八卦和文王将其发展为六十四卦。伏羲之作八卦，如杨先生所言，“观物取像，取像类比”，所使用的是归纳法。但杨先生有所不知，文王“重《易》六爻”，即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制作六十四卦，所使用的正是推演法。司马迁在其《报任安书》中曾经准确地将文王制作六十四卦的过程描述为“文王拘而演《周易》”。这个“演”，正是推演之义。其次，《周易·系辞》在谈到《周易》宇宙论时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种论述所表现的应该属于推演的思维方式。另外，《系辞》对占筮方法的介绍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衍”，即“演”，也就是推演。笔者认为，说《周易》乃至“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中没有推演法并将其当作“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失公允。

关于天人合一观念，我以为杨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近代科学甚至整个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客分离，主体将客观世界对象化。用杨先生的话说，即“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显然，这与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是背道而驰的。(www.xing528.com)

不过，也应该承认，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虽然导致了西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但由此造成的对客观世界的掠夺性开发和能源危机、环境破坏乃至异化现象等等已经引起世人的忧虑，所谓后现代思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与此不同，在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下，虽然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始终没有像近现代西方那样突飞猛进，但总的来说，在近代以前，中国的物质文明又始终在西方之上。用现在的话说，中国所走的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而，天人合一观念正可避免主、客二分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在我看来，将天人合一观念用于科学，建立一种高于近现代科学的、天人合一的科学观，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说到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而杨先生从“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是值得称道的。多年前笔者曾经指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字母文字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它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或概念思维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便于将客观世界对象化。方块汉字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它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便于将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所以，书写文字的不同应该是中国天人合一概念和西方主客二分概念形成的更深层的根源。

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或概念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也就是说，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

值得强调的是，判断中国和西方的科技形态孰优孰劣还为时尚早。西方科技尤其近现代科学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