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称《周易》思维方式阻碍科学启蒙，是自欺欺人

张丰乾^[1]

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产生在中国，这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中国人和关心中国的外国学者都有一些耿耿于怀的问题。没有产生是一个事实，但是，为什么没有产生却有很多个答案。杨振宁教授认为《周易》所代表的思维方式阻碍了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启蒙。^[2]这实际上是他比较一贯的观点，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

常常听说，近现代以来中国因为落后而挨打，但究竟什么落后了呢？一般人都认为是科技落后了，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一事不如人”的状况常常会导致“百事不如人”的心理负担，“百事不如人”的心理负担又往往会导致“为什么我的祖先没有人家那么阔”的自卑或者“我的祖上比你们阔多了”的自欺。

我们也可以质疑西方为什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他们没有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造纸术。这样的质疑并非多余，它可以提醒我们看待问题需要历史的观点。

《周易》是流传至今的思想经典。拿它和纯粹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相比较，有些道理，但是不太合适。最早翻译《几何原本》的明代大学者徐光启认识到它和中国的《九章算术》有明显区别，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创造了公理化演绎方法。这种方法，如杨振宁教授所言，对整个近现代科学有决定性的影响。徐光启（1562—1633）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认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之后，向他学习天文、历算、火器等学问，能够“尽其术”。他们一起翻译《几何原本》，把拉丁文“geometria”，翻译为“几何”，音义兼顾，历来被评价为神来之笔。他们所确定的几何学中最基本的一些术语，如点、线、直线、平行线、角、三角形、四边形等中文译名，也是天衣无缝，至今沿用。说明中西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同时也是需要高超智慧的。

徐光启对《几何原本》评价极高，认为“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中国传统数学最明显的特点是以算为中心，虽然也有逻辑证明，但却一直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公理化演绎体系。明末《几何原本》传入，正好弥补中国传统数学的不足。但是，在当时，像徐光启这样有见识的学者凤毛麟角。不过，徐光启仍然坚信“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www.xing528.com)

《几何原本》没有产生在中国，的确是一个遗憾，但是这样的遗憾不应该由《周易》来负责。杨振宁先生认为《周易》中有归纳的方法，而没有《几何原本》中那样的演绎方法也是准确的。毕竟，《周易》中的“推演”虽然是通过“大衍之数”，有一套基于阴阳两爻、从八卦演变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但这样的系统并没有公理化，人们更多看重的是这个系统的象征意义。有意思的是，唐宋以后的学者逐步探索出用太极图来概括《周易》的原理，北宋的邵雍则用“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来说明六十四卦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实际上是一种“图式化”的公理，和《几何原本》出发点一样，而表达方式迥异。

然而，归纳的方法不能认为是对演绎方法的阻碍，而且仅仅局限于归纳而没有认识到演绎的重要性，也不应该由《周易》来负这个责任。事实上，《周易》提供的方法已经很多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医学、水利、建筑等技术都或多或少受到《周易》的影响和促进。^[3]

就近现代科学而言，有些人曾经津津乐道，说计算机的鼻祖、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因为《周易》的启发而发明了二进制。从现在公布的莱布尼兹和当时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的通信来看，莱布尼兹是因为掌握了二进制而能够读懂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他说：“即使我自己，如果未曾建立我的二元算数的话，对于伏羲图研究良久也未必能够理解。”莱布尼兹很希望当时的康熙皇帝和中国学者能够依据他所设计的二进制，了解“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的“真正含义”。他认为“这事并非无关紧要，它应能使中国人增加对欧洲科学的敬仰，进而增加对我们的宗教的敬仰”^[4]。实际上，他之前的利玛窦早就有这样的用心。而莱布尼兹的二进制也是在两百多年以后才借助于信息论和控制论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

陶醉于《周易》是二进制鼻祖当中忘乎所以，的确是自欺欺人。但是，《周易》与二进制的关系说明人类的思维方式其实是相通的，但是因为外部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其表现方式和侧重点又是不尽相同的。任何思维方式都不可能单独促进或者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很难说一个民族只有某种思维方式而没有另外的思维方式，古代当代都是这样。

一种思维方式从文字符号形式的萌芽转化为生产工具和消费产品，往往会经历漫长的过程。它产生于某个民族，并不意味着这个民族就一定会因为它而兴盛或者因为它而衰落，东方西方都是这样。

有人说，蕴含二进制思想的《周易》被用来算命，而西方的二进制则是计算机发明的基础。实际上，计算机同样可以装载算命的程序，更可以成为犯罪的利器。近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没有产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可救药，我们还是有后来居上的机会——前提是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不要怨天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