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技术的伦理与法律问题

问题不是古人不识时务，而是今人望文生义。

“克隆绵羊，没爹没娘。”这是一次春节联欢晚会某小品中的一句台词。

“董浩叔叔”“鞠萍姐姐”“孙敬修爷爷”……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称呼。美国小朋友大概不会首先有“克林顿伯伯”的意识。“伊丽莎白奶奶”的说法，对英国人来说，大概也只是一种不太容易想到的幽默吧。

传统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中昭然若揭。

西方人当然也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克隆技术，但他们更担心的是克隆技术会引起法律难题、政治混乱。而“没爹没娘”却是中国老百姓对于克隆技术的第一反应，用专业术语来讲，是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伦理本位”呢？

近几年颇有一些先生感慨文化传统之薪火衰微，又痛感工业文明的弊端，大声疾呼以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比如，有的学者引用“劝君莫打三更鸟，子在巢中待母归”的诗句，来证明中国固有的思想中对鸟兽表达了怎样的同情和怜悯，还强调这种同情在“西方的诗中是难以找到的”。还有人举出陶渊明的诗：“孟春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我亦爱吾庐”，以此来证明人与环境平等相处的“生态境界”在传统文化中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这些良苦用心无疑是值得同情的。

但是，稍微留心一下就不难发现，“劝君莫打三更鸟”的理由是“子在巢中待母归”——“没爹没娘”对动物来说也是很残酷的，更不用说是人了。至于这些鸟兽们在生物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古人来说是不必深入广泛的讨论的。这种诗句其实是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传统艺术的支配，是对伦理本位的绝好注脚。

20世纪90年代以来，鼓吹以“天人合一”的思想资源来解决环境问题的论调不绝于耳。殊不知《周易·系辞传》开篇所阐扬的“天尊地卑”这样一条在传统文化中至关重要，且被传统社会各个阶层所广泛接受的伦理原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儒家所讲的“天人合一”，其实是先按人道（尤其是伦理秩序、道德修养）塑造了天道，又以这样的天道作为不证自明的根据来论证人道的自然性、必然性、合理性。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论，说白了无非是找到了一个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都能接受的教化工具。这一理论的功用在于“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与环境保护何其远哉！这里的问题不是古人不识时务，而是今人望文生义。(www.xing528.com)

至于“众鸟欣有托”更是人化（诗化）自然的生动例子——在陶渊明老先生怡然自得的心境之中，来来去去的飞鸟也有了安身立命的家园，像“我亦爱吾庐”一样欣然，一样满足。这当然也是一种境界，但这种境界无疑是诗的意义上的文化人的“精神境界”，而非有人津津乐道的科学意义上的老百姓的“生态境界”。

从这种尴尬局面中脱身而出的思路其实很简单：与其那样不遗余力地鼓吹“天人合一”可以用来指导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倒不如认认真真地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赋予“天人合一”以全新的内涵和意蕴。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在拓展我们的精神境界方面仍大有作用。被奉为当代新儒家大师的牟宗三先生也说：“经济问题就必须有经济学的知识才能解决。你不能说王阳明的良知就能解决呀，这是瞎说。”^[1]在现实中，这样的“瞎说”此起彼伏，一碰到什么问题，总有人急不可待地要从老祖宗那里敲打出现成的答案，或振振有词地宣称“中国人早就知道了”，非愚则诬乎？

“克隆绵羊，没爹没娘”，这样的台词人们或许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但生物技术正一步步逼近我们的生活。对此，我们应该在文化心理上有充分的准备，尤其是要防止一些“日用而不知的”传统继续成为走向新世纪的包袱。

（原刊《中国青年报》，2000年6月11日）

【注释】

[1]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