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追逐时髦、寻求热闹的归于沉寂；甘于寂寞、乐于寂寞的永垂不朽。
越来越多的大师以越来越郑重的方式来到中国，他们是世界范围内各个领域真正顶尖的学者。中国的公众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近这些大师，而不仅仅是“听说”他们而已。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和“追捧”大师，其热闹程度不亚于“追星族”。区别在于大师们在镜头面前是冷静的、简洁的，甚至是木讷的，而不是眉飞色舞的，也不是喋喋不休的。他们不是靠绯闻和炒作被关注。事实上，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不被公众关注的。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数学家大会，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
大师之为大，当然首先是他们的成就很大。大到了空前绝后，导致人们的思想发生革命，生活发生转折，教科书被改写的地步。而他们本人也被公众所敬仰，所纪念。公众的敬仰往往表现为花很多的钱去听大师的讲座，尽管听不懂大师在讲什么；或者急切地买一本大师的著作，实际上也看不懂书中写了什么。总之，公众往往会惊叹大师的成就，大家对大师的热情拥戴构成了极有感染力的大场面，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这种场面对健全社会来说是必需的。试想一下，如果大师被冷落，被嘲笑，乃至被迫害和被侮辱，如纳粹时期的德国，那样的社会是怎样恐怖的社会。另一种情况是，满眼都是歌星、影星、球星在“作秀”，公众和媒体对他们穿什么袜子，嚼什么口香糖，和什么人怎样“拍拖”津津乐道，以至于穷追不舍，不惜偷窥偷拍，甚至造谣生事；孩子们则以赚钱买房娶美女为理想。而对处于人类文明核心的大师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那样的社会又是怎样可悲的社会。问题在于，这样的社会，中国人都经历过，后果当然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我们自己的大师，一到世界的范围内，就显得“小”了。
更加可悲的是，一些具有大师潜质，也确实显露了一些才华，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学人，本来被吹捧或者自我吹捧为大师的，结果被发现克隆了自己的作品，甚至抄袭了别人的成果。与此相呼应的是，一些“大师班”或者课题组，想通过吃小灶和拨经费的方式，按计划、按指标培养出一批大师来。这些扭曲的大师情结所造成的危害，胜过对大师的冷漠，以至于“大师”在有的语境里变成了一种揶揄和讽刺。究其原因，是只知其大，不知其所以大。(www.xing528.com)
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寂寞”是成为大师的必要条件。当大师们选择他们的研究方向时，所面对的往往是冷门、难题、困惑甚至危险。他们在进入研究的状态时，表现出的往往是废寝忘食，不顾安危，甚至是与世隔绝的。在公众的眼里，当时的他们生活是枯燥的，脾气是古怪的，“不食人间烟火”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实际上，除了周围的人，大多数人对他们是视而不见，闻所未闻的。而当他们的成果被承认，被颁发了勋章、奖金，被前呼后拥时，他们不习惯于这样的热闹，或者虽然是“公众人物”，仍然醉心于实验室和书房——他们比任何人都知道“寂寞”的必要，比任何人都了解“寂寞”的力量。这次数学家大会来中国的纳什和霍金，是当代最大的大师了，但是严重的生理、心理疾患，曾经或者一直使他们游离于热闹的大众生活之外。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他本人撰写《史记》，生前更是备受屈辱和误解，其伟大成就在两三代人以后才被慢慢认识。很多大师都是死后才逐渐被公众所认可，逐渐热闹起来，因为大师往往是独自走在时代前列的，而当时的公众则往往被当时的热闹遮蔽了眼睛。
中国古人说：“自古圣贤皆寂寞。”古代所谓的圣贤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大师，大师之为大，不一定经历了大的灾难，承担了大的不幸，但一定是沉浸在大的寂寞之中，忘我地投入工作——工作是他们的生命本身，而不是养家糊口的手段。寂寞是他们工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忍受不了的痛苦。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追逐时髦、寻求热闹的归于沉寂；甘于寂寞、乐于寂寞的永垂不朽。大师们带来了热闹，但他们所固有的，还应该是寂寞。当学者们热衷于名利时，他们就堕落了，他们就成不了大师。“不朽”太难了，因为“寂寞”太难了。大多数人善于热闹，而不善于寂寞，这就是大师和常人的区别。然而，少些急功近利、少些拔苗助长、少些弄虚作假、少些欺世盗名，总不算是过分的要求吧。很多媒体都是千方百计地“迎合”公众的口味，无所不用其极。试想一下，如果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发现寂寞中蕴含的生命和激荡的智慧，我们的公众是何等的幸运？这样的课题同样摆在科学研究的管理者和带头人身上。大师云集的世界数学家大会热闹过了，但愿不仅仅是一场热闹而已。让寂寞守护大师，让公众走进科学。
（原刊《中国青年报》，200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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