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改革之浅见：重塑君子

改革的真正对象应该是背离了大学精神的一切制度和现象，而不是某一部分人。

大学的改革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只是今天到了大学教师“非升即走”的地步，才引起了强烈的关注。最要紧的问题无非是“为什么是我走，而不是他走”，特别是对于已经成为“北大人”的教师来说，大概骨子里已经认定“非北大不留”，自然接受不了要离开北大的现实，更何况是被“淘汰”出去。

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推出的方案来看，未来有一些人要走，的确是大学人事改革的要害。不管遇到多么激烈的反对，如果没有这一条，大学的人事改革就毫无意义。原因很简单，任何单位、任何组织，都需要一个边界。就大学而言，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大学教师，什么样的人不可以，早就应该明确起来。以前也不是没有边界，只是不够明确，而且只能进不能出。所以说，目前的改革方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甚至可以设想，如果早一些推出这样的改革，我们的大学发展会更快一些。

但是，这一改革也仅仅是在确立边界上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游离于大学边缘，教学和科研都马马虎虎的人，甚至达不到基本要求的人来说，才具有实质性的威胁。显然，另有一些人是各高校争抢的对象，他们的关注点恐怕只是怎样更好地推进自己的工作。

有人说，现有的教授之中有相当的部分比副教授和讲师都差，为什么不淘汰他们，是不是不够公平。实际上，一项改革不能实现所有的公平。或者说，公平完全是依靠某一项制度来保证的。那些不称职的教授，学术界、学生中、社会上已经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淘汰他们。如果仅仅是有了教授的头衔和待遇而没有受到相应的尊重，还不如没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目前的大学改革还不能期望解决历史遗留的所有问题，只要不再给历史遗留更多的问题，就算很成功了。

另有人说，很难避免“劣币淘汰良币”的现象，某一个单位可能会形成针插不进的小集团。自然，这是学校改革所要承担的风险，应该有相应的申诉制度和监督制度作配套。大学的负责人和各院系的领导，都要特别注意这一现象。但是，可以设想的是，如果真正优秀的人才被北大所淘汰，那只能说是北大的悲哀，更何况，离开了北大就不再优秀的人，恐怕只是作秀做出来的吧。北大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已经发现很多优秀的人才不再对北大感兴趣，其他著名高校甚至更加具有吸引力。

任何改革都有失败的风险。改革的失败，一方面可能是改革本身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另一方面可能是改革者叶公好龙，只求轰动效应而忽视了落实和配套。对改革的反对，一方面可能是确实触及到了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可能是被所谓的“名义”所困扰，比如“北大”“清华”“哈佛”“牛津”，只问其名，不问其实。“世界一流”只看数字而不看数字背后是什么。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一改革天就要塌下来，自己就没有活路了，也不要认为推出一项改革就可以高枕无忧，坐享其成了。(www.xing528.com)

一谈到中国的大学改革，没有人不赞佩蔡元培先生，没有人不推崇其“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试问一下，今日中国的大学不够自由、不够兼容的原因何在呢？我们依然被列强欺凌，国家仍然被军阀割据吗？然而，大学里的确有不兼容的状况，甚至很激烈的人事矛盾，不是为学术的是非，也不是为学生的进步，而是为了职称评定的快慢，津贴发放的多少，出国机会的众寡，职务升迁的高低。大学里的确也有不自由的情况，并不是谁在那里钳制大学的教师，而是有一些大学的教师忙于在大学的金字招牌底下赚“外快”，或者热衷于和官员媒体打成一片，实在是“身不由己”，实在是“脱不开身”。似乎越是学生见不着面的老师，越有能耐。

目前的改革方案，无论是北京大学还是中山大学，虽然也规定未经学校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职，但是对于“不务正业”的教师，没有足够的制约。这些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心思。这些人当中也包括相当部分的学校领导。所以说，改革的真正对象应该是背离了大学精神的一切制度和现象，而不是某一部分人。

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发表演讲，直面“本校之腐败”。他对学生第一条要求是抱定宗旨，明确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而不是求升官谋发财的地方，“宗旨既定，自趋正轨”。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梅贻琦先生不仅提出大学不是大楼的堆砌，而是大师的聚集，而且强调中国的大学制度虽然从西方移植过来，然而就大学精神而言，“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他的名文《大学一解》，反复阐述中国古代经典《大学》中“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认为“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亲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相形之下，我们的大学改革纷纷把目标指向“创建世界一流”，是不是有些“失魂落魄”呢？

有人说，落实大学精神，是“创建世界一流”的应有之义。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情形是，所谓的“世界一流”被具体化为在国外发表文章，用英文讲课，有哈佛、牛津的教育背景等等。一些“海归派”就此罗织一大堆海外头衔来招摇撞骗，就是对这种取向的嘲讽。似乎最近很少有人提及蔡元培先生在上任之初解聘了一批洋人教授，引起列强外交部门的激烈抗议也在所不惜。现在的很多人都对我们自己国内培养的人才没有了自信。很难设想，在这样的状况下，还能发现像梁漱溟、钱穆那样自学成才，没有洋文凭，也没有土文凭的国学大师。所以说，“在海外建设华人大学”的呼声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

有人说大学的改革无法脱离社会环境的制约，这实际上是为大学不改革找借口，为没有魄力改革找借口，为背离了大学精神找借口。大学以“改革”为借口，同样有可能背离大学精神，同样可能丧失魄力。大学改革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师生员工，都对大学的精神“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大学里面弥漫着“与明星为友，与大款为友，更与大官为友”的氛围，教师剽窃，学生作弊，管理人员贪污的情形不在少数，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明乎此，大学的改革才不至于失魂落魄。

（原刊《中国青年报》，2003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