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丢掉了这样的“玄鉴”，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恶，什么是虚伪。
偷东西的人是贼，还是被偷的东西是贼？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这样简单的逻辑在很多好辩之士的笔下常常被颠倒过来。特别是《老子》一书，近来被指责为“铸成变态人格”的“诲阴诲伪之作”，老子也被加上了“厚黑学第一教主”的恶名。[1]这种看法是颇有代表性的。
鲁迅先生说：“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2]
“得其反”的时候，“正人君子”不仅是盗贼，而且是更加阴险狡诈的盗贼。《老子》说：“夫礼者，忠信只薄而乱之首也”“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道德说教最炽烈的时候，也是社会风气最糟糕的时候。《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轻率树立各种榜样，无非使居心叵测的钻营之辈多了一种欺世盗名的工具，使本来就善良憨厚的人们多了一个枷锁而已。正如《庄子·胠箧》所言：“为之斗斟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
《老子》正是洞察到了各种“仁义”道德的虚伪和祸害，才大声疾呼“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如何才能使盗贼销声匿迹呢？作为统治者，就要摈弃自作聪明，以各种伪善的手段和冠冕堂皇的理由来鱼肉百姓的恶劣行为。《庄子》奋笔直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正是继承并发挥了老子的思想。先秦以降，历朝历代鞭辟入里的批判精神，无不受到《老子》思想的滋养，鲁迅先生也不例外。
中国文化倘若没有这样深刻的批判精神，就很难革故鼎新，遑论复兴与发展。
更何况，《老子》“无为”的思想是典型的“不干涉主义”，于社会、于人生皆是受用无穷的智慧。又如何可以说“翻开《老子》，随随便便都可以找到这种教人假装正人君子的言论”。
臧克家先生在纪念鲁迅先生的诗作《有的人》中这样写道：“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人民真正记住那些“俯首甘为孺子牛”，死后骨灰撒大海的伟人。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死而不亡者寿”，“功成而弗居。夫为弗居，是以不去”。并不是为了“不去”而“不居功”，而是因为其“不居功”而“不去”。正所谓“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难道不是他的无私而成就了他自己吗？如果连这样的“有私”也不能容忍，那么，又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公”呢？(www.xing528.com)
种种假公济私的行为，其罪在“公”，还是在“假公”呢？
有人说“无私”太难了，真正“无私”的有几个？殊不知正是由于“无私”的思想，才能比照出种种“有私”的行为。“无私”“公正”等等社会理想就像一面镜子，时时反照着我们的社会，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玄鉴”。倘若丢掉了这样的“玄鉴”，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恶，什么是虚伪。
正因为“无私”的重要，才屡屡被盗用，“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要知谁是天下的大盗，且看老庄的著作。《老子》一书是中国批判精神的滥觞，没有这种深入骨髓的批判精神，我们就无从发现“文化”的异化和人格的扭曲；《老子》一书更是戳穿“厚黑”的利器。“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真正高明的做法是丢掉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的小聪明，追求无私、无为的大智慧，所谓“大智若愚”（苏轼语）。
（《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3月24日）
【注释】
[1]房向东.阴柔人格.中国经济时报，2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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