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些斤斤计较，多一份真诚友善，纵使被世俗讥之为“糊涂”，不也值得提倡吗？
道家素被称之为消极遁世，复古倒退。其实，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误解。
《老子》确实有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最好是“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绳而用之。”好像是反对物质文明，攻击社会进步。但首先应该看到，在《老子》成书的年代，能享受“五色”，沉溺于“五音”，既可大嚼“五味”，又能“驰骋田猎”的“人”，实在是少而又少。社会的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一生为生计而奔忙而斗争，甚至不惜亡命。“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之求生之厚。”统治者为搜刮“难得之货”，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穷兵黩武而不择手段。而在《老子》描述的理想社会中，不是没有众多的器皿，只是人们不去用它；也不是没有舟船车辆，只是没地方可用；更用不着大动干戈，刀兵相见。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各得其所，自然也用不着用文字来交流，能结绳记事就行了。
现代人因为以先进的通信工具使偌大的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而骄傲。《老子》却宣扬“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任何言词都是有限的，所以“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很理想的社会。人们不再有来往的必要，也就免去了相互侵害的烦忧。可见，《老子》并非要废弃一切的人为进步，它所关注的重点在于人的精神和社会的风气是否因为“进步”而受到了破坏。
但《老子》所希望的理想社会中的理想人格，与“以仁为己任”的儒家君子侧重点不同。《老子》直言不讳：“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错乱有忠臣。”人们之间相互倾轧，像《墨子》说的“国与国相攻，家与家相篡，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才以各种规章制度来约束，以各种伦理信条来说教，这正说明了人心的险恶和道德的败坏。而且，正如庄子所指出：“为之斗斛而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仁义道德的教条不过是为本就安分守己的人多了一层束缚，而为奸诈之人借仁义之名肆无忌惮地行不义之事提供了方便，所以是“乱之首”。这种思想虽然有偏激之嫌，但它对社会病态的认识是深刻和尖锐的，也是击中要害的。
那么如何来救世治人呢？“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很多人认为，这是要人们“像动物式的生存和生活，浑浑噩噩，无知无欲，没有任何追求向往”，这也是有偏颇的。《老子》此处所讲的“知”“巧”和前面所讲的“仁”“义”一样也是人们之间相互斗争的权术和手腕，是对“道”的破坏和损害。我们没有理由说一个懂得很多知识的人一定就是诡计多端的人，只有那些为名利而苦心钻营、玩弄阴谋诡计的人才是社会的祸害。在人际关系中，少一些斤斤计较，多一份真诚友善，纵使被世俗讥之为“糊涂”，不也值得提倡吗？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处世哲学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其实，郑板桥为人耿直，在任期间想多为老百姓做点事而糊涂于官场应酬，糊涂于阿谀奉承，所以为封建官僚所排挤，于是慨叹：“难得糊涂。”可见郑板桥是深谙《老子》之道的，而后人却往往以辞害意。《老子》紧接着就说：“知此两者（指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于大顺。”在十六章中也讲到了同样的意思：“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里的“知”是对“道”的体同和复归，是《老子》极力提倡的。
关于“道”，《老子》这样描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混然未分、恍恍惚惚、派生出万物的“道”是不可言说的，唯其如此才能包容万物，万物生化之初处于“气”的形态，所以无名。而变动不居的现实之物的名称自然不是“常名”。无形无像是世界的本原，它由此派生出万物。从“无”的角度出发可以深明道的玄妙。以“有”的眼光观察可以明识道用的广大。不论是“无”之“妙”，还是“有”之“徼”，都出于幽深玄远之境，“窈兮冥兮”，的确玄而又玄，不愧为“众妙之门”。四十章中也讲道：“反者道之动，弱者过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道”和方法论达到了逻辑的统一，达到了很高的抽象思维水平。(www.xing528.com)
《老子》希望“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无为而无不为”。它指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美之所以是美，是因为有丑的存在；善之所以是善，也是因为恶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趋利而避害，因而天下不得安宁。但“道”是超越一切的绝对，至善、至美。“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处心积虑地要使“道莅天下”，这样就能返璞归真，去华取实，实现其无阶级差等、无是非纷争的理想社会。
《老子》一书，处处贯彻了“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原则，以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主张“守雌”“贵柔”“致虚极”“守静笃”。但是其中大部分章节讲到了王者或圣人“得一以为天下贞”的好处和策略。比如：“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虽然是“无为而治”，但体现的同样是心怀天下的胸怀，并非消极遁世。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要求政府部门按经济规律办事，对企业不要干预过多，“有所不为”。《老子》所讲的这种辩证法可借鉴之处甚多。
《老子》之中直接讲到“君子”的只有两处，其一：“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如何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这是强调“君子”以稳重为轻浮的根本，宁静为急躁的主宰，始终贯穿日常的行为方式是不抛离粮草和行李；虽然有繁荣的景观，自己还是处于悠闲超然的状态。《老子》进一步引申，既然这样，为什么拥有万辆兵车的天子，把自身看得没有天下那么重要呢？轻率地放弃自己的重任，就会失掉大臣的拥护；而急躁冒进的人也会失去君主的信任。这和孔子所看重的“刚毅木讷”其实是相通的，而《老子》此处的“君子”更侧重于对统治者的代称。其二：“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而上，故不美，若美之，是乐杀人。夫乐杀者，不可得意于天下。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哀礼处之。”这是非常明确的反战思想。“君子”的居处位置，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平时注重吉祥，所以在左边；战时面临凶险，所以在右边；不得已而用兵的时候，也不能以杀人为乐；如造成重大伤亡，要表达哀悼哭泣之意；即便取胜，也要以表达哀伤的礼仪来处理。回顾“一将成名万骨枯”的历史，自然能理解《老子》的良苦用心。而这样的用心，在好战分子来看，无疑是“糊涂”的。
《老子》所描述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也为一些现代人所误解、所指责、所鄙夷。但其出发点是人伦的扭曲和民风的堕落。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罗马俱乐部为人类现代文明敲响的警钟：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人口爆炸、气候恶化、核战争威胁迫使人们认真地考虑自己的未来。《老子》的这种思想是对人类自身病态最早的系统反省，这种反省是深刻和超前的，这种冷峻深邃的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倘使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社会生活亦稳定和谐、自由幸福，我想《老子》乃至道家是不会反对的。这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原题《闲说老子》，载于《现代教育报》2001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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