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君子：书生的悲剧与悲哀

我们自己有一天或许就不再是悲剧的观众，而是悲剧的主角了。

胡适先生一生负天下之大名，少年得志，无疾而终。房子、职称和一大堆博士学位对于当今千千万万的青年学人来说可谓是绞尽脑汁、踏破铁鞋，对于胡适先生来说却似乎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即使在数千年的文化史上，像胡适先生这样学问与生活都堪称“一帆风顺”，没有大起大落的书生实在是少而又少。

然而，徐复观先生（曾和胡适有过长期激烈的文化论战）在胡适先生去世之后，随即发表文章，在哀悼之余又深为感慨：“就我的了解，即使以他的地位，依然有他应当讲，他愿意讲，而他却一样不能讲的话；依然有他应当作，他愿意做，而他却一样不能做的事。”^[1]徐复观还说，胡先生在台湾表面热闹，内心落寞，没有青年，没有真正的朋友，不再像五四时代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对现实的影响力受到削弱，更增加他內心的苦闷乃至痛苦。所以，徐复观先生以“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为题来哀悼胡适，当然也是借此抒发自己的愤懑。

事实上，在当时的台湾，耿介勇敢而不屈不挠如徐复观先生者备受迫害，在岛内几无立锥之地。足见有的话的确不能讲，有些事的确不能做。非要讲，非要做，轻则查禁著作、限制自由，重则逮入大牢乃至杀头示警。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实施极其严厉的文化政策，众多书生被卷入悲剧的深渊，不能不令人深思。

胡适先生的情况则属于另外一种，即他的地位和身份限制了他的言行，有许多应当讲、愿意讲而不能讲的话，有许多应当作、愿意做而不能做的事，除非抱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态度。事实上，胡适在很多问题上摆出过“大鸣大放”的姿态，以自由主义的姿态对国民党的独裁和专制提出过指责，甚至是批判。这样的事例不止一次，但每次蒋介石都有办法让胡适先生“沉默下来”。即使“不平则鸣”，胡适先生自己也是留有余地，始终认为诸多矛盾皆属“内部”而非“敌我”，他的处境自然要比徐复观宽松得多。

但徐复观先生还是认为，胡适“内心的落寞，也正和每一个有良心、有血性的书生所感到的落寞完全没有两样，或者还要深切些”。诚如是，则只能这样解释：要求全就得受委屈，甚至委屈得很厉害，尤其是以天下为己任，有坚定的价值理想的书生更是如此。这种悲剧更值得玩味。

同样是面对重压，徐复观先生选择了不妥协的战斗，胡适先生选择了有忍让的合作。有人会敬佩徐先生的勇敢，有人会服膺胡先生的明智，也有人会标榜徐先生的勇敢而效法胡先生的明智。结局的不同和书生自己的文化性格息息相关，而且不管哪一种选择都要付出代价，我们恐怕不能草率地断定谁是谁非，更不能凭表面现象划分高尚与卑鄙。

有人在重压之下、困境之中如徐复观先生所言“依然能吐露出从良心血性里涌出的真话”，使大家激动，为大家歌仰。也有人委曲求全，尽可能地利用仅有的条件踏踏实实地做事。像司马迁那样受腐刑之辱，为同僚和朋友所不齿，仍然抱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决心撰写《太史公书》，和匕首与投枪式的战斗相比，同样需要一种大智大勇。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式的文化英雄往往备受误解和嘲讽，身心都被摧残——“默而生”要比“鸣而死”需要忍受更加深切、更加残忍的折磨。他们身上有更浓重的悲剧色彩。我们对于这样的书生，应该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他们的悲剧也就是历史的悲剧，人类的悲剧。这样的悲剧还在轮番上演，我们自己有一天或许就不再是悲剧的观众，而是悲剧的主角了。

徐复观先生沉痛地说：“我深切了解，在真正的自由民主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

中国的书生也有很自由的时候，最突出的就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在那个诸侯林立却文化勃兴的时代，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家并起，虽各有学术首领，却没有绝对的学术权威。他们各居“道之一隅”，争讼不已，极具批判意识且言词都很激烈，大家也习以为常。(www.xing528.com)

先秦诸子聚徒讲学，游说四方，面对各路诸侯直陈自己的学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孔子明确指出：“天下有道，则庶人议。”老百姓议论纷纷，至少证明政策有争议，而书生的责任不仅在“议”还在于“论”——在学理和思辨中探讨价值理想和行为规范。继孔子而起的墨家主张“尚贤”“使能”，直指世袭的贵族特权，并毫不客气地“非儒术，薄周孔”，和后世把孔子奉为“至圣先师”的战战兢兢的儒生们相比，墨子是何等快意！孟子指斥其“率兽食人”也就可以理解了。老子则戳穿了仁义道德的虚伪，不加掩饰地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惠施学富五车，口若悬河。韩非坚信只有法术势的综合运用才能驾驭贪婪的人性……

这些杰出的书生们编定典籍、传授师学，辩然否、争是非。他们是坦率的智者，文化的精英，也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幸运儿——不同性格、不同水平、不同需求的诸侯和不同的亚文化环境使他们有充足的选择余地和广阔的活动空间。这种外部环境的宽松和内在力量的博大精深简直是空前绝后的。

后人还应该感谢那些把孔墨孟庄赶出国门的诸侯。如果真给这些先生夫子委以重任，不见得就能安邦，反倒可能耽误了他们的学问。因为理论与实践之间，鼓吹理想与改造现实之间，总有很大的距离，具体的事件和任务对书生来说反而是个难题。

书生的幸运在于，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宽松的环境下去从事文化的创造和传播，他们的价值不能用加官晋爵和聚敛财富来衡量。所以，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容忍不同的声音，尤其是爱发牢骚的书生，他们“书生气”的背后是良知和责任感。

书生有的是悲剧的主角。如胡适先生那样，虽然与国民党合作，但仍被他的论敌、以耿直和不留情面著称的徐复观先生称为“有良心、有血性”的“书生”。而另一些书生则是制造悲剧乃至闹剧的帮凶和看客。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立场，为名利为乌纱舞文弄墨，唯长官意志是瞻。还有为江湖骗子鸣锣开道的作家，为商海流氓树贞节牌坊的记者，乃至招摇撞骗的学者，不仅令人生厌，更深感悲哀——某“大师”被起诉了，某“高人”被调查了，但当初他们又是如何走红的呢？先前对他们顶礼膜拜、肉麻吹捧的文人们，大概又可以落井下石了。

（原刊《中国轻工报》，1999年9月18日）

【注释】

[1]徐复观.徐复观杂文·忆往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