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君子：知行合一，重塑中国荣辱观

记者：近年来，人们对商业领域里的欺诈、不讲诚信、损人利己等现象深恶痛绝，认为只有上了“黑名单”，才能真正遏制，所以更重视规则、制度、契约精神的健全和提倡。也有人认为，倡导道德自律只是说教，只是教条，太抽象，不是硬约束，所以在现实中没有什么作用。那么，今天讲的“八荣八耻”，倒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现象，真的会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起作用吗？

张丰乾：其实“黑名单”只是权宜之计，更何况“黑名单”也有可能被用来“抹黑”或者造假。规则、制度、契约都只能是对具体行为的约束，而道德观念才是根本性的因素。更何况，没有符合良知的道德观，可能会制定出非常糟糕的制度或者强迫弱者签订极不公平的契约。“羞耻感”是道德自律的根据和动力。当然，道德自律的确不能靠从口号到口号的空洞说教。因为缺乏，才要提倡，没有“理直气壮”的信心，就会迁就于歪风邪气。同时也要注意，人的精神活动和心理状况是极其复杂的，不能够奢望像修马路、开飞机那样去设计和控制。精神文明的建设是长期的，更需要从生活的点滴入手，要避免虚张声势和漫无边际。

记者：今天的社会风气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原因是人们不懂荣辱是非吗？我们看到有些专门研究道德的学者，常常被曝光出抄袭剽窃的丑闻，甚至做了嫖娼、“倒卖人口”等常人所不齿的行径，“为己之学”早被抛到一边了。“双重人格”“人格分裂”类学者的存在说明，即便是研究“荣辱”这两个字的人，自己也并不一定能做到明辨荣辱。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袁济喜^[4]：在中国古代，士是社会良知与道德的守护者与殉道者，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出现了一些与古代士节相去甚远的行为，为社会各界所不齿。这种状况，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良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知识分子本来担负着教育他人、风化社会的神圣职责。如今许多人却自甘堕落，这本身也证明道德建设首先要从教育者自身做起。

张丰乾：商人不欺诈，官员不贪污，文人不剽窃，本来是最基本的要求。《论语·雍也》中也记载孔子之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不懂荣辱是非的人其实比较少，更多的人是因为“利欲熏心”而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可以通过弄虚作假获得更大利益而不受惩处——更可忧虑的是，这些人往往有更多的机会获取私利，同时又有“话语霸权”，常常冠冕堂皇地教训别人或者给自己贴金。这种伪善和堕落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最为严重。

袁济喜：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部分人确实没有坚守素志，而是以自己的知识与学术同化于市场，再加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一些人堂而皇之地出卖良知，好一点的还按质论价，差一点的就不惜出卖人格。所以，当前的荣辱观与道德观的建设，应当率先从知识分子自身做起。当然，知识分子目前出现的问题与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及大学中的官本位以及其他行政弊端是紧密相连的。要推进知识分子的道德建设，首先要在大学中实行真正的改革，维护知识分子的自尊，使他们在良好的环境中培养人格，担当起教书育人与风化社会的职责。但过多的指责，甚至拿出“文革”时期的狂暴语言是有害无益的，同时，网络与媒体过多地介入此类事件的炒作，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坏。(www.xing528.com)

其实，许多知识分子在繁重的工作与巨大的压力下辛勤工作，像北大的孟二冬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是现在知识界的主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样是我们今天建设新道德、建设荣辱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记者：还有的读者来信讲：“小孩子常把玩具当朋友，大人们常把朋友当玩具。”“在幼儿园里，我学到了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但自打告别了幼儿园时代，成了大学生，为什么反而就荣辱不分了？”怎么看这种现象？

袁济喜：我以为如今的大学校园确实不再是净土一方，而有着充满功利与世俗的一面。与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相比，现在的大学生自我意识很强，但往往不是建立在与人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日益加重的生存压力使许多学生不堪重负，为了对付生活与学习，特别是就业的压力，一些人往往置荣辱是非于不顾，做出一些有失人格的事情。我们一方面要净化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营造和谐相处的环境，同时，大学生一味地将责任推向社会是不对的。既然我们崇尚自我与社会于一体，就要勇于承担面对人生艰难与生活学习的压力。

张丰乾：凡此种种，都说明人类道德生活的复杂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面对诱惑的可能在增加，获取利益的手段在提高，人际交往的经验在累积，当然有可能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与时俱进”是我们需要坚持的理想，“与时俱退”则是我们需要警惕和改造的现实。在这方面古人早有洞察，道家提倡“复归婴儿”，儒家主张“如保赤子”，佛家宣传“发明本心”，不是说不要“成长”和“进步”，而是说“复归”和“保持”也很重要，所以分辨荣辱对大人来说更为必要。换言之，“从娃娃抓起”的前提是“从大人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