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乾 ▲詹莹莹
事实上，大家都处在“相濡以沫”的境况下，是很危险的。
▲近来，舍己救人的李学生，湖南娄底矿难中在安全帽上留下还债遗言的聂清文，背着老乡尸体千里还乡的李绍为……都让我们从心底感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农民或工人。民工义举感动中国！有人认为正是在这样的感动背后深藏着社会道德歉疚，你觉得其中的缘由又是什么？
★“民工义举”实际上并不是“民工”自己的定义，而是媒体的定性。李绍为他们肯定不是为了感动谁才去做那样的选择，而是做了自己以为是应该做的事情。这说明诚信不欺和见义勇为的价值观在民间有深厚的土壤，这是维系正常的社会生态的基本力量。但是，这一人文力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和自然生态一起遭受了破坏。所以，把城市化仅仅等同于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是很有问题的。“市民社会”的主体应该是有教养、负责任的“市民”，而不是斤斤计较、畏首畏尾的“小市民”。我们要非常警惕在人文和自然生态方面都畸形发展的城市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权的”和“有钱的”有着特殊的责任。如果矿难少发生一点，民工的待遇好一点，我们宁可不要那些令人心酸的感动。其实，有愧疚感的还是大多数的民众，搞权钱交易的那些家伙大概是麻木不仁的。
▲是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物化的逻辑取代了人性化的逻辑，感动已经成为现代人一种不可多得的心情了？在你看来，感动中国需要怎样的人文素养？
★“感动不可多得”不一定是坏事。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是令人感动的，但毕竟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事实上，大家都处在“相濡以沫”的境况下，是很危险的，最终很可能导致“人和人之间像狼一样”的残酷争斗。相反，如果人人各得其所，能“相忘于江湖”，即使出现危难，大家也愿意并且能够解囊相助。比如，香港是全世界为印度洋海啸捐款人均数目最多的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反对“物化”的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说明“人为物役”的情况由来已久。一些人的确“逐物而不返”，丧失了道德良知。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幻想回到古代。最要紧的是把“江湖”治理好，也就是要落实社会公正，完备社会保障，建设宽松、和谐的公共空间。
我们不需要去刻意感动别人。坦率地说，我个人不希望中国总是因为灾难中可歌可泣的人物而处于被感动的境地。如前总理温家宝所说，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的苦难太多了。我的意思不是要逃避责任，而是要尽量避免事故和灾难。“居安思危”实际上要比“见危授命”更有挑战性。(www.xing528.com)
▲鲜活的生命陡然消逝，强烈迸发的亲情、友情使我们感动。但面对真实的、当下的日常生活，年轻人似乎更多的只是追求“轰动”，表现为“骚动”，而忽视了身边的细节，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感动”不能定量化。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中庸》说“曲能有诚”。“曲”指细小之处，细小之处往往代表了真实的情形，“一草一木总关情”。“感动”不一定是涕泪横流或者呼天抢地。万事万物都有值得我们感动的地方。年轻人的好奇心是很旺盛的，但是也需要反思一下好奇是不是停留于浮华和轻率，是在跟着别人起哄，还是有自己独特的感动，能够升华为身心修养的感动。
我们的教育是有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教育的功利化和交易化。读大学似乎就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而所谓好工作的标准又是薪水和地位。所以，博雅教育或者叫作通识教育非常必要。或者我们可以说感动也是一种能力，教育的责任就是破除精神上的麻木。但是，教育工作者也不能自命为救世主，需要注意受教育者的自主性。
▲如果从问题的另一面看，我们能够感动，是因为我们都有良知。但这仅仅是情感的共鸣，道德的体认是不能带来前进的力量的。感动之后，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又应该做什么？
★“感而后动”的确很重要，很多人是“感而不动”，甚至“一动不动”的。还有一个词是“感化”，就是说，行为的变化来自感动。感动之后能做和应该做什么很难有确定性的答案。首先可能是要反思，借《论语》中的话来说就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其次，如《中庸》所说在细小之处体现真诚。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特别需要勇于承担而又不居功自傲、有自知之明的人。
（原刊《中国青年报》200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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