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蒋介石为了统一西南，将之建成抗战的大后方，故意放红军突围，并驱赶其进入云贵川，然后国民党中央军趁机尾随而入。譬如，蒋纬国在其口述自传中说：“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1]他还评论：“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海外一位叫张戎的女作者说：“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他的做法是把红军赶进这些省去，使这些省的军阀由于害怕红军落脚，不得不让中央军进来帮助他们。”她甚至还推断：“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2]但是，揆诸史实，这种说法纯属牵强附会之臆测。
仔细考察，蒋介石“放水”说虽在近年甚嚣尘上，但其实由来已久。1936年，曾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军总司令部顾问的胡羽高在其编撰的《共匪西窜记》一书中便批评蒋介石“纵共西窜”。为证明此点，他一再质疑蒋介石“为何不多派劲旅，拦头截击，使西窜大股，归于扑灭，而必保留如此庞大无伦之军队，绥靖残匪散兵”[3]，“当共匪深入湘南之后，南昌行营，除派薛岳周浑元两部尾随之外，并不简派精锐师旅，绕出匪之先头或侧翼，分途截堵，竟令数十师庞大兵力，摆在闽赣粤匪残区中，而美其名曰绥靖”[4]。不难看出，他认为蒋介石未倾其全力“追剿”，乃因有意“放水”。
事实上，蒋介石未派更多国民党中央军参加“追剿”，是出于其他原因，并非其欲“放水”。个中缘由，金冲及先生曾从3个方面作了解释。卢毅在其基础上，结合更多史料予以分析。
首先，蒋介石低估了突围红军的战力。经过1年“围剿”，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是强弩之末，即便突围亦成“流寇”，必将很快覆灭。1934年10月20日，他非常乐观地告诉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判断匪之企图西窜行将实现。我军方针，首在巩固赣、信、安、浔第一纵线，务期聚歼该匪于此线以东地区。至第二、第三各纵线无非用作补助。”[5]11月9日，他又致电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现窜匪离巢，复经重创，自必愈形慌乱。”[6]这一时期，他还告知“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要令各军将士，应认识西窜流寇，人数虽众，乃多裹挟；在江西经国军四年血战，无以生存，才相率西逃。今已势穷力蹙，内部不和，缺粮缺弹，形如缺水之鱼。”[7]这些都说明蒋介石最初对“追剿”的前景充满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薛岳统领国民党中央军8个师加1个支队，联合湘军何键所部7个师加1个旅，粤军陈济棠所部8个师加1个独立旅，桂军李宗仁、白崇禧所部5个师，共约30个师，担负“追剿”任务，应该已是绰绰有余了。
其次，红军主力虽已离开中央苏区，但仍留下项英、陈毅等将领率数万留守部队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国民党方面后来认为有3.7万人），另有寻淮洲、方志敏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活跃在闽浙赣苏区，国民党的“清剿”和“绥靖”任务依然繁重。1934年10月24日，陈诚电呈蒋介石：“以现势观之，匪已西窜，如由进剿部队追击，不但追不可及，且亦不可能。此时就军队本身及环境观之，可令周浑元部队就近准备稍追外，其余实有整理并从速肃清残匪之必要。”[8]此时的蒋介石也不完全清楚红军到底留下多少兵力，故十分慎重，任命原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为驻赣绥靖主任，原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为驻闽绥靖主任，率30多个师的兵力，继续致力摧毁中央苏区，以免中共“死灰复燃”。至于陈诚，蒋介石原想委任其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但陈诚保荐薛岳，蒋亦表示同意，遂改任陈诚为预备军总指挥，集中亟待休整的嫡系部队作为机动以策应各方需要。[9]另据国民党军第4军副军长陈芝馨分析，此安排的原因之一就是“蒋介石考虑到江西方面困难重重，须由陈诚负责”。[10]11月12日，蒋介石还电告陈诚：“吾人当前最急之务，为湘边追击及赣南清剿，必须用其全力先完成此种任务。”[11]这里将“清剿”与“追击”二者并提，足见他对“清剿”的重视程度。
再次，当时粤系、湘系、桂系与蒋介石均貌合神离、互存敌意，如果派更多国民党中央军参加“追剿”，大批开入地方实力派的势力范围，势必引起他们的疑惧和猜忌，从而激化矛盾。因此，蒋介石在此问题上不得不小心翼翼。1934年11月，薛岳率部进入湖南后，蒋任命湖南省主席何键为“追剿”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并率领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12]这显然是为了安抚何键，表示无并吞之意。
最后，蒋介石之所以留重兵于中央苏区，还因为担心中央红军突然杀回。在前几次“围剿”中，红军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战法给国民党军队造成很大杀伤，尤其是经常使用“回马枪”战术，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4年3月10日，他在给陈诚的电报中便提醒：“无论匪主力有否向广昌以南退窜，即使其真正南窜时，亦必乘我不备，总有回头向我反攻之一日。证诸往事，历历不爽。故须严令各部时时紧防。”[13]不难想见，红军主力后来虽然突围，但蒋介石出于戒备之心，害怕红军“回窜”，仍未敢倾巢追击。
总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蒋介石将较多国民党中央军留在江西进行“清剿”，只派部分兵力参加“追剿”，这是他综合考量诸多因素后的决策。从后见之明看，这一决策虽不无失当之处，但不能简单视为“放水”。试想，他如欲“放水”，为何不派出更少部队，那样岂不更便于“纵共西窜”？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由于与陈济棠达成借道协议，很快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粤系只求自保、未尽全力一事，已是人所共知。但是，国民党中央军在湖南境内的表现也颇为人所诟病。时任“追剿”部队第4军吴奇伟部参谋的魏鉴贤曾回忆：薛岳率领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均在红军的右侧后，相距红军甚远，直至贵州边境，没有与红军接触过”。[14]胡羽高在《共匪西窜记》一书中也写道：“薛路自吉安出发后，与共匪朱毛齐驱并驾，平行千数百里，该路始终不肯堵住匪的马头。”[15]李宗仁更是抱怨：“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16]这无疑是暗讽蒋介石“放水”，有意驱共入桂。
如果说李宗仁等人是站在批评的立场上指责蒋介石“放水”，那蒋纬国则从为国民党“追剿”失败辩护这一动机出发，同样也点明蒋介石“放水”。他说有一个退休的空军大队长曾回忆：“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但是他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国军再怎么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哪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中共军队堵住再加以围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至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中共走多远，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17]
显而易见，以上说法都认为因为蒋介石有意“放水”，所以国民党中央军在湖南未与红军发生大规模接触，甚至一路“护送”红军。但是，客观来看，这种观点未免过于武断。实际上，薛岳所部之所以在湖南没有大的战斗，是有各种原因的。
首先，应该承认，蒋介石确有借刀杀人、坐山观虎斗的心理，希望恶仗主要由粤军、湘军、桂军去打。这或许也是他未派更多国民党中央军参加“追剿”的一个原因。在其如意算盘中，如果各地军阀同红军打得两败俱伤，他正好可坐收渔翁之利。对蒋的这种心理，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曾有过精辟分析：“蒋介石从来未让自己的嫡系部队参加对红军的斗争，他始终利用自己潜在竞争者的部队来对付红军。因此结果是，尽管损失惨重，但他本人最后在军事方面还是得到了加强。”由此可见“蒋介石把承担牺牲的必要性算计到何等程度”。[18]然而，这并不意味蒋介石有意放红军一马，毕竟他主观上还是非常渴望消灭红军的。在此期间，他不仅在日记中勉励自己“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19]，而且不断电令部下（包括薛岳、何键、陈济棠、白崇禧等人）加紧堵截，以实现“一网打尽”红军之目的。试想，如果他有意“放水”，欲驱赶和尾随红军进入西南，又怎会三令五申、严令聚歼红军呢？
其次，“追剿”初期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颇为努力，并非如蒋纬国所说的不去追击。由于此前已在红军西去途中修筑多道纵向封锁线，且多由粤军、湘军、桂军负责防堵，因此薛岳部队的主要任务便是尾追和伺机截击。1934年11月1日，红军野战司令部曾致电各军团及纵队，通报敌军跟追我军战术：“‘追剿’部队在挺进我军前方或尾追时，亦须与我分列行进，乘机猛击我行进部队中部；尾击时，力求与我保持接触。”“如跟踪不上，不可距我太远。在我行亦行，我止敌亦行，在我追中行进或宿营时赶到而行袭击，使我不及休息，以致沿途溃散。”[20]这说明国民党中央军仍是穷追不舍的，并未消极避战。历史地看来，他们在侧击和尾击两种战术中更多采用的是后者，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当时担任“追剿”任务的国民党第13师师长万耀煌晚年就说：“我们虽然有碉堡线围住共匪，可是碉堡是单线，是阻不住共匪突围的，追击时也是困难重重，匪的流动性大，流窜方向不定而飘忽，不能侧击，只好在后面跟进。”[21]应该说，这种不断袭扰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给红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再次，薛岳曾率部抢先堵截红军，并非像蒋纬国所说从未超越追击。1934年10月30日，薛岳刚开始“追剿”时便制订了《第六路军“追剿”中央红军的作战计划》，规定“本路军以歼灭朱、毛赤匪之目的，速向永州附近集中堵截匪之西窜，尔后视战况之推移，务压迫该匪于湘粤赣边境地区而聚歼之”，并要求“各部队之行动，切不可因小匪牵制而迟滞其前进”。[22]11月12日，蒋介石也电令薛岳：“赣匪西窜甚速，现已超过郴、宜线。应照前令，兼程取捷径直趋永州。”[23]14日，蒋又致电薛岳：“途中不可为散匪牵制，应不顾一切取直径从速到达永州，并限先头部队于哿日前到永州勿误。”[24]后来的行程亦大致如此，薛岳抢先占领了永州，封锁了红军北上路线。
最后，蒋介石和薛岳之所以要抢占永州，是为了防止红军经湘西北上与贺龙、萧克的红2、6军团会合。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初计划就是到湘西根据地去重整旗鼓，国民党对此也早有判断，十分提防。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后来回忆：“蒋介石心目中最害怕的是红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与贺龙所部红军会合，将来在鄂湘川黔建成一片苏区。故在11月中旬指示何键、薛岳部署：以湘军刘建绪部在湘江东岸布防，以吴奇伟率中央军5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怕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周浑元部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25]蒋介石此时还提醒薛岳：“如侦察匪军有久盘之计，务即合围，毋容其再度生根。对朱、毛与贺龙合股之企图，务必随时洞察其奸，在战略上要经常注意，加以防范。”[26]
根据蒋介石这一指示，薛岳于1934年11月18日抵达衡阳后，立即与何键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会剿”事宜，并作出如下具体部署：湘军刘建绪部（辖4个师）于25日以前到达桂北全州，接替原驻守的桂系部队，沿湘江布防，从西面堵击红军。桂系夏威部（第15军）驻守灌阳，从南面侧击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辖4个师）从东面追击红军。薛岳则亲率5个师及1个支队“沿湘桂公路经祁阳、零陵向黄沙河前进，策应追堵各纵队之作战，主要防红军北上”。[27]很明显，薛岳试图以湘江为依托，令湘军从西面，桂军从南面，周浑元部从东面，自己坐镇北面，四面围击红军，正所谓布下了一个“天炉阵”。11月25日，他明确电告周浑元：“力求压迫其主力决战于湘江，进入我天炉阵而击破之。”[28]
由上可知，国民党中央军在稍后的湘江一战中之所以未与红军有大的战斗，是因其将主力置于北面以防堵红军北上，亦即毛泽东所说的敌人已在去往湘西的路上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而这无疑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如果不是因为“通道转兵”，红军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而是仍按原计划北上湘西，那薛岳所部必将与红军正面交手，一场恶战不可避免。但是，历史在这里奇妙地转了一个弯，将双方主力的较量往后延滞了一段时间。晏道刚便说：“薛岳所率吴奇伟部及直辖部队，由于红军不是由永州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该部在湘南境内没有战斗。”“薛岳所率周浑元部，这次也没有大的战斗。惟该部抢先占领道县，使红军行动受阻，达成战略任务，曾受到蒋的嘉奖。”[29]此番语言对此事的来龙去脉和其中奥妙描述得可谓相当清楚。
综上所述，蒋介石之所以未派更多国民党中央军参加“追剿”以及国民党中央军在湖南没有大的战斗，都是由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有时还带有历史的机缘巧合。在这个决策过程中，虽然不乏蒋介石的工于心计及其与地方实力派的相互博弈，但仍不宜简单断言他有意“放水”。至于蒋纬国用“放水”说为其父“追剿”失败开脱时，也往往违背了历史的常识。譬如，他回忆蒋介石到西南后对刘湘、龙云等军阀说：“国军马上就到，而且我们不想在你们这里打，因为不论胜负，对地方来说总是骚扰，我们要逼他们到陕西后就范。”[30]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杜撰。当时中共中央自己尚且在不断变动长征的目的地，最终确定为陕北已是很晚的事了。蒋介石又怎能未卜先知，预先算到红军的落脚点便是陕西呢？
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一方面是为蒋介石“追剿”失败辩解，另一方面的潜台词则是认为红军长征之所以能成功，是由于蒋介石故意“放水”。这就贬低了红军的英勇善战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事实上，这一观点根本不能成立。试想：如果蒋介石有意“放水”红军去西南，他为何在西去路上部署多道封锁线，红军又为何会在湘江一战中损失过半？如果蒋介石有意驱赶红军去四川，红军为何会北渡长江受阻，不得不四渡赤水，费尽周折地在敌人包围圈中来回穿梭？如果蒋介石有意放走红军，他又为何不断严令部下加紧“追剿”，并在日记中屡屡对未能“一网打尽”红军表示懊恼？显而易见，蒋介石“放水”长征说纯粹是一种牵强附会之臆测。
注释：
[1]刘凤翰整理：《蒋纬国口述自传》，第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2]张戎、［英］乔·哈利戴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11—112页，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
[3]胡羽高：《共匪西窜记》，第158、1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4]胡羽高：《共匪西窜记》，第158、1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
[6]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第424、442页，台北：“国史馆”，2007。(www.xing528.com)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第39、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8]何智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册，第141页，台北：“国史馆”，2007。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第39、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48页，中华书局，1979。
[11]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第424、442页，台北：“国史馆”，2007。
[1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10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
[13]何智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册，第130页，台北：“国史馆”，2007。
[1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50页，中华书局，1979。
[15]胡羽高：《共匪西窜记》，第258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16]唐德刚著：《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47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7]蒋纬国口述、刘凤翰整理：《蒋纬国口述自传》，第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606—60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9]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第442页，台北：“国史馆”，2007。
[2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第11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
[21]沈云龙等：《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第34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2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90、9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
[2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90、9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
[24]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第445页，台北：“国史馆”，2007。
[2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第7—8、38、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2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第7—8、38、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2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第7—8、38、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2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第47、9—1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2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第47、9—1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30]蒋纬国口述、刘凤翰整理：《蒋纬国口述自传》，第6—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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