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胜利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这些因素所起的具体作用是不同的。对此，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李庆刚教授就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作了综述。
许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长征胜利的关键；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
刘华清、张震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文章中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是取得长征胜利的首要条件。[1]老红军、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长征的胜利，关键在领导。党的正确的领导是在同错误的领导对比中显示出来的，是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确立和巩固起来的，这集中体现在遵义会议对李德、博古“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和过草地时对张国焘逃跑路线及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她认为在长征中党的正确领导主要有4个显著特点：（1）倾听下面的反映，注重调查研究，掌握时刻变化着的敌我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2）作风民主，搞好团结；（3）十分重视政治工作；（4）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同甘共苦，没有一点特殊化。[2]谭一笑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这主要包括：（1）正确的战略决策；（2）正确处理长征中党内矛盾；（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4）正确的民族政策；（5）党领导下的红军的英勇顽强。[3]郭伟从领导方法角度考察了党的正确领导，认为坚持民主集中制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组织保证。他指出：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是红军被迫长征和长征初期受到挫折的重要原因，恢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组织保证。长征的胜利，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行动方针和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恢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胜利。[4]党的正确领导是通过路线、方针、战略体现出来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保证了党的领导的正确，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陈文指出：长征的胜利，是党在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以后取得的。这一系列正确的路线使红军在长征中战胜了来自政治的、军事的、组织的和自然的无数艰难险阻，长征的胜利是党的正确路线的胜利。[5]况景贺指出：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维护我党我军团结，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组织、宣传、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群众。[6]白宝莲指出：长征是多次战略转移的概括，是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从实际出发，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灵活机动地制定战略和行动方针的结果。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7]
廖国良、刘波指出：党的正确领导体现在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北上抗日”方针，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政治基础。具体讲就是：（1）北上抗日，实现民族解放的政治目的，使红军由反“围剿”战争的战略退却变为团结一致向抗日前线的英勇进军；（2）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战胜张国焘南下逃跑路线和分裂主义的关键；（3）在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指引下，全国各路红军团结战斗，密切配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抗日前线阵地的胜利会师；（4）红军北上抗日得到全国各民族和一切爱国力量的拥护与支持，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和重要保证。[8]刘国辉也指出：红军主力从懋功会师到会宁会师的战斗历程，也就是中共北上抗日战略方针从确立、坚持到实现的过程，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使党和红军在生死关头采取了一系列英明、果断的措施，坚决北上，从而使张国焘“南下”方针以及分裂企图以失败而告终，保证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并最终取得长征胜利。[9]罗建军也认为长征的一大成功之处就是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总方针，并进一步指出：这一战略的成功是与井冈山时期奠定的思想理论基础分不开的，即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0]
孔令铜、程钢认为党对红军的正确的战略指导是长征胜利之本，主要体现在：（1）正确选定战略转移的方向和落脚点；（2）始终高举北上抗日的神圣旗帜；（3）注重各路红军的战略协同。[11]
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长征中这一点体现得更加明显。一些学者指出：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表专文，认为政治工作实践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长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至少发挥了以下几大作用：一是保证了党中央的正确的战略决策的贯彻执行；二是把红军凝聚成了无坚不摧的钢铁集体；三是使红军同人民群众保持了血肉联系；四是在瓦解敌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大大提高了官兵素质，使他们的人生理想信念更加坚定、斗争意志更加坚定、团结意识更加牢固、纪律观念更加增强、政策水平更加提高。[12]徐显才等指出：坚持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了红军战士的革命热情，保证了红军长征取得最后胜利。长征中坚持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体现在：（1）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2）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3）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4）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葆我军的政治本色。[13]林祥庚指出，政治工作是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主要体现在：（1）毛泽东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是遵义会议召开的重要条件；（2）政治工作促进了红军战斗力的增长，激发了红军的阶级觉悟，使之成为有坚定理想和信念的革命军队；（3）政治工作极大地鼓舞了红军英勇牺牲、夺取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之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4）政治工作使红军发扬了阶级友爱和革命责任感，成为一个战斗的英雄群体；（5）政治工作使红军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援；（6）政治工作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逃跑主义的锐利武器。[14]刘维菱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主要条件。思想政治教育使红军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克服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思想政治教育赢得了民心，争取了群众的多数，为北上抗日打下了群众基础。[15]翟全祯也指出：红军以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严格的政治纪律取得了长征的胜利。[16]
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如何，其取得的成效是很不一样的。经盛志指出：努力激发官兵的精神动力，在红军长征中始终处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位置，这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它包括：（1）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2）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政治本色；（3）团结一致、官兵互助的革命精神；（4）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奋斗热情。[17]邬家能认为：红军强大的凝聚力是长征胜利的重要方面，为中华民族而战、为无产阶级而战、为共产主义而战逐渐成为红军官兵的共同理想。这种理想的趋同奠定了红军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并使这一凝聚力在红军长征中得到了进一步增强。[18]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和系统工程。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有规律可循的。陆殿义、王峰考察了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长征胜利中积累的成功经验：第一，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包括：保持清醒头脑，切实认清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在主要环节上把好关，抓住重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始终把着眼点放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第二，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性，包括：抓好具体工作与整体联系相结合；突出重点与把握全局相结合；区分阶段与连贯发展相结合；思想教育与政策引导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相结合。第三，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造性，包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坚持不畏艰苦、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坚持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19]报刊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郝先中考察了《红星报》在这方面起的作用。他指出：《红星报》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全面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切身利益，提高了红军的综合素质，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显示出长征精神的高品位。[20]
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和西北红军虽没有参加长征，但却通过各自艰苦卓绝的斗争，大力牵制敌人，打乱敌人的部署，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姜廷玉提出：南方游击战争掩护和保证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牵制和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并与主力红军长征形成相互策应的两大战场，为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具体体现在：（1）接替主力红军防务，掩护主力红军集结，迟滞国民党军推进，保证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2）将几十万国民党军吸引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周围，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3）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国民党军周旋，坚持游击战争，策应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21]
著名党史研究专家石仲泉用具体数字说明了中央苏区（赣南整体和兴国、瑞金）人民为长征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他指出：在红军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中，赣南籍红军达五六万人，其中有半数牺牲在长征路上。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绝大多数烈士是新入伍的赣南子弟。一个地区为革命作出这么巨大的牺牲，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在长征路上，兴国籍战士牺牲达1.2万多人，这意味着每前进1公里就有一个兴国籍战士倒下。[22]
李彬等人指出，西北红军虽没有参加长征，但却为长征胜利作出了独到的、独特的贡献，主要表现在：（1）西北红军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策应了主力红军长征；（2）西北红军的英勇作战，向中央告知了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3）1935年10月西北红军和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会合、壮大力量后，迎接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23]霍金萍指出：陕北的地理及地形特征有利于红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加之陕北红军的存在，对于保证长征的最后胜利非常有利。[24]
季相林指出：要把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伟大功绩同张国焘的错误严格区别开来。红四方面军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1）创建了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川陕根据地；（2）支援和策应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3）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25]
徐雁指出：不足3000人、与中央失去联系的红二十五军，在1934年11月到1935年9月的10个月中，不仅独立完成了长征，保存和发展了自身力量，还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红二十五军与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后，又在坚持和巩固长征落脚点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对整个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26]
阎丽娟指出：红军长征的胜利同甘肃这块地方是分不开的。从1935年8月到1936年10月这1年零两个月的时间，红军指战员的足迹踏遍从陇南山区到陇东高原的广大地区，在这里召开了重要会议，进行了重要战役，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甘肃人民对红军长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了巨大支持。[27]
长征途经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红军执行了党的正确的群众路线和民族宗教政策，从而取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这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
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民族政策对长征胜利的重要性。邓慧君指出：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农红军能够密切联系群众。长征途中，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红军战士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红军内部官兵的联系都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和高度的统一。[28]王文戈指出：在长征途中，能否制定和实施符合少数民族客观实际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关系到红军能否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胜利完成长征的关键。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族政策的正确。[29]马春芳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长征中根据少数民族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制定并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民族政策方面的文件，并在民族聚居区付诸实现，不仅团结和教育了各兄弟民族人民，使民族解放的斗争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而且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30]蓝瑛指出：红军长征经过了十几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红军所到之处，广泛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各族人民的理解、欢迎和支持，从而顺利地通过了这些地区，争取了时间和主动，最终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共产党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贯彻和执行是保证长征胜利的重要前提。[31]潘德琨等也指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主要体现在以下3方面：（1）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发动、依靠少数民族群众，团结少数民族首领，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2）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在少数民族人民的帮助下，红军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地区；（3）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32]
民族问题往往和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正确处理民族问题要求必须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崔广陵指出：红军在十分险恶和极端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能够顺利地行进、休整和通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胜利完成长征，严格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33]李豫川指出：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是红军完成大规模战略转移的重要环节。[34]李翔也指出：长征时期党的宗教政策对长征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保证了红军实现战略大转移。[35]
一些学者具体论证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实施对红军长征胜利所作的重要贡献。徐学初以红军长征在四川藏区的事迹为例，指出当时红军所做的民族团结工作主要有：广泛开展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政策的宣传；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工作纪律；主动帮助群众开展生产，积极关心和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积极开展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等。红军所做的这些民族团结工作对长征胜利具有重要作用。[36]阎丽娟、张世华分别撰文指出：党的民族政策所带来的最大效果，就是确保了红军长征的胜利。长征期间党的民族政策，消除了民族隔阂，加强了民族团结，确保了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少数民族为红军排路障、送情报、当向导；（2）少数民族运送粮秣，在物质上支援红军；（3）各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4）救护红军伤病员；（5）协同红军作战，牵制了敌人的部分兵力。少数民族的大力支援，对已无根据地可供依托、经年远征作战的红军无疑是很大的支持，使红军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37]于是清等指出：苗族、瑶族、彝族、回族等各族群众为红军提供情况、带路、划船、提供吃穿住用等生活必需品。特别是他们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认清了共产党是大救星、红军是革命的队伍，纷纷参加红军闹革命，为红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新生力量。在红军队伍中的各族战士团结战斗，不怕牺牲，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38]周瑞海则从人力、道义和物质3个方面论述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长征胜利的重大贡献：（1）在人力上，少数民族儿女用各种方式积极支援并踊跃参加红军，给红军注入了新鲜血液，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2）在道义上，少数民族人民积极救死扶伤，掩护红军伤病员，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增强了红军部队的战斗实力；（3）在物质上，少数民族人民无私的支援和帮助，支援了红军的供给和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39]杨荆楚具体考察了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凉山海子歃血誓盟的事迹，认为彝海结盟对中央红军顺利抢渡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悲剧重演起了关键作用，为长征胜利和北上抗日作出了贡献。[40]
不少学者指出：红军充分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是取得战略转移胜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潘健指出：正是由于蒋介石企图“一箭双雕”，在妄图消灭红军的同时，又积极设法将国民党中央势力渗入黔、川等地，从而给红军创造了机会。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指挥下，红军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巧妙周旋，声东击西，粉碎了敌军的围追堵截，进入陕甘地区，胜利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41]郭绪印指出：红军长征胜利是调动各种克敌制胜因素的结果，其中就有“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的因素”。国民党是一个内部体系林立的阵营，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中央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采取消灭异己的政策，红军则通过利用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滇系龙云和川系刘文辉等与蒋介石的矛盾，促成了长征的胜利。[42]吴兴河指出：南方6省军阀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纷纷投靠蒋介石，但始终与蒋介石中央政府貌合神离，以求保持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对这些拥有实力而又非嫡系的军阀既笼络收买，又想排斥消灭。当中央红军从闽、赣出发，向西部转移时，蒋介石企图趁消灭红军之机，削弱和控制地方势力，以收到一石二鸟之功效。西南军阀既怕红军入境动摇自己的地位，又怕蒋介石乘机染指他们的地盘。红军巧妙利用这一矛盾冲突，打破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从而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43]刘艳萍等通过分析中央红军的长征历程，认为虽然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对蒋介石和西南军阀之间矛盾的充分利用是中央红军胜利实现战略转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44]
在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实现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的过程中，争取张学良的同情与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牛桂云认为：张学良对于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他指出：张学良自同周恩来会谈后，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瞒着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与中共和红军做了力所能及的配合。他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形式，对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抗日，对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胜利会师，发挥了积极作用。[45]
其他学者的论述也涉及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是红军长征胜利的一个有利因素。谭一笑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统治给长征胜利以可乘之机。这主要包括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不得人心、蒋介石与两广军阀的矛盾、蒋介石与杨虎城和张学良的矛盾。
很多学者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等与长征胜利关系的角度论述了领袖人物的杰出贡献是长征胜利不可忽视的因素。
长征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的运筹帷幄。白风玲指出：毛泽东在若干关键时刻所起的挽救危局和正确导航的决定性作用，对红军长征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表现在：“通道转兵”使红军避免了落入敌人陷阱的危险，是毛泽东对红军长征胜利作的第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历史贡献；积极做犯过“左”倾错误同志的思想工作，为开好遵义会议奠定基础，是第二个贡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是第三个贡献；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保证了长征的最后胜利，是第四个贡献。[46]朱明远论述了毛泽东在长征中的杰出功绩，主要是：（1）随军转移，团结、教育和争取了犯错误同志的转变；（2）通道转兵，避开了前进道路上的死亡陷阱；（3）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4）巧渡金沙江，赢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5）懋功会师，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新方针；（6）维护团结，反对右倾分裂主义的严重错误；（7）三军会师，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总之，毛泽东将陷入失败绝境中的红军长征引向了胜利，而胜利的红军长征也造就了他的事业的灿烂与辉煌。[47]彭承富、潘洵指出，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是历史的主角，没有红军长征，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不会如此迅速；没有毛泽东，红军长征的胜利也不会如此顺利：（1）红军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红军长征转危为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决定性条件；（2）红军长征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这是保证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原因；（3）毛泽东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48]李安葆论述了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对红军长征胜利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他指出：（1）长征初期，抗日反蒋统战思想减轻了红军长征的阻力和损失；（2）长征中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推动了红军的胜利进军；（3）长征后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49]长征是一次战略转移。王邦富从战略转移的性质、战略战术和终点的选择3个角度论述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转移思想，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转移思想直接将红军长征引向胜利。[50]王春明认为毛泽东对长征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他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力挽狂澜，战胜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2）他以高超的作战指挥才能和杰出的领导艺术，率领中央红军实行高度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3）他审时度势，适时地提出了北上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正是在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指导下，中央红军才能在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扎在陕北，使中国革命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51]
对于红军长征胜利，周恩来起到了其他领导人难以替代的举足轻重的作用。郭秋琴按照历史发展线索指出：在红军准备长征过程中和长征初期，周恩来担任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尽自己的职权和能力，设法弥补博古、李德等瞎指挥造成的漏洞，尽量减少以至消除不必要的损失。他为长征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如补充兵员和物资、派人去和陈济棠进行借道谈判等，特别是设法保护了毛泽东、王稼祥等一批领导人，这是他为长征胜利所作的一个重大贡献。湘江战役后，周恩来对李德等人的错误领导产生怀疑，逐步和“左”倾领导决裂。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改道贵州的主张，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险境，为遵义会议提供了思想和组织基础，这是周恩来为长征胜利作出的又一大贡献。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周恩来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路线，并在会理会议上进一步肯定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巩固了毛泽东的地位。在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主张去川陕甘创建根据地，并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斗争，最终维护了团结，使得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52]李佩良、朱理明、成国银、张敏卿等分别撰文指出，周恩来作为长征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卓越，主要表现为：（1）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取得圆满成功起了关键作用；（2）全力支持并保证毛泽东一系列正确决策的贯彻执行，全心全意地协助毛泽东指挥红军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3）代表党中央最先提出并全面阐述北上川陕甘方针，是实现北上方针的最坚定的领导人；（4）支持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取得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同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坚持北上正确方针；（6）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做了大量工作。[53]
张寿春按长征的进程，分析了张闻天对长征胜利作出的六大贡献：（1）写社论，正确阐明战略转移的必要和目的；（2）敢斗争，积极支持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意见；（3）提建议，努力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4）高风格，自觉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5）讲原则，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活动；（6）明方向，共同确定将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54]蒋贤斌、韩新路、佟静等均撰文论述了张闻天对长征胜利的杰出贡献。[55]
吴殿尧指出，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使红军摆脱了“左”倾军事错误，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其次，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维护了党和红军团结统一；再次，使红军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里求得生存；最后，积极开展长征中军事统战工作，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大会师。[56]
刘利亚指出：彭德怀对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长征中，彭德怀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保护党中央领导同志，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为红一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组织和指挥了多次重大战役；作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为发展和壮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探索了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战胜敌人的战略战术思想。[57]李东朗认为：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重要领导人，彭德怀在当时内忧外患的严峻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对红军长征的进行和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在军事上，为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彭德怀几乎参与了长征中所有重大战役，如突破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娄山关遵义大捷、四渡赤水等，功绩卓著。在政治上，四渡赤水后，反对林彪撤换毛泽东的提议，当有人批评彭德怀说林彪的提议就是受他的鼓动，彭德怀在遭受误解的情况下，顾全大局，不扩大事态，全力维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他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此外，他协助毛泽东，为红军长征的完全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一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红军的战略任务，向中央提议整编北上的红军，增加了部队的灵活性和战斗力；二是针对西北马家军和东北军骑兵的袭扰，提出和部署部队练习打骑兵；三是为打退敌人的追踪，指挥部队进行了切“尾巴”的战斗；四是参与和指挥了红军的东征和西征，巩固了长征胜利的成果。[58]
谢庐明指出：邓小平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长征途中，邓小平担任《红星报》的主编。在他的带领下，《红星报》对指导红军长征、鼓舞士气起了巨大作用，具体表现是：首先，及时宣传了党中央战略转移的意图，以消除红军战士在长征开始时的疑虑；其次，根据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把思想政治工作与解决战士的实际困难结合起来，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生动活泼；再次，通过宣传报道，进一步提高了红军指战员战胜困难的决心；最后，开展了对群众的各种宣传教育，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他在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以后，更加出色地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这些都为长征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59]
蒋如洲论述了叶剑英为长征胜利作出的贡献，主要是：（1）长征前夕，为保护革命骨干作出了重要贡献；（2）在遵义会议前后，为红军长征摆脱困境呕心沥血；（3）困难关头主动请缨，担任红军过草地的开路先锋，为长征胜利又立大功；（4）在挫败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为党、为革命建巨功。[60]
朱正琪论述了王稼祥对赢得长征胜利作出的贡献，主要是在遵义会议上投下支持毛泽东的关键一票、在长征途中卓有成效地开展政治工作等。[61]
刘邦琨通过对老红军的访问，认为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为长征保驾护航，才使得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不敢靠近中央红军；正是有董振堂的坚固后卫，才使中央红军顺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62]
除了领袖人物对长征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陈玲论述了福建妇女在红军长征的准备阶段、长征途中、主力长征后的游击战阶段作出的贡献。她指出：广大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在红军长征的战略准备阶段倾其所有，尽己所能，直接保证了主力红军突围前夕扩补兵员、补充军需的需要，使得经过第五次反“围剿”艰苦战斗的红军在来不及很好休息的情况下，能够以强大军力进行突围，并接连突破敌人的4道封锁线；在长征途中，参加长征的福建妇女服从党的安排，始终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在主力长征后，福建妇女为支援红军游击队，掩护、配合主力红军长征作出了贡献。[63]
有的学者认为长征中的重要会议和战役对长征胜利有重要影响。谭晓曙指出：红军长征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遵义会议的召开及成功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论述了遵义会议的重要作用，借用刘伯承的话指出：正是由于遵义会议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胜利地完成长征。[64]王乃明认为：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基础。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大踏步地进退，四渡赤水河，同敌人周旋，迫敌疲于奔命，红军则争取到了主动地位，抓住有利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于川滇黔边界的计划，扭转了危局，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为完成长征奠定了胜利的基础。[65]
有人综合指出了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刘华清、张震指出：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是取得长征胜利的首要条件外，长征的胜利，是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所取得的胜利，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指导战争的结果，是全党、全军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的胜利，是红军指战员艰苦奋斗、一往无前创造的奇迹。肖然、何毅指出：长征胜利是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是红军英勇奋战的结果，是各族人民支持的结果，是党走向成熟的结果。[66]李景全认为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67]
还有学者从后勤物资保障、保密、情报、侦察工作等方面论述了它们对长征胜利所起的作用。唐秀平认为：长征中红军有效的物资保障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方面。[68]黎世范指出：档案和保密工作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也为长征的全面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69]余合虎认为：建立技术侦察和情报工作，通过成立电台和破译密码，为保证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70]孙果达以个案的形式分析了四渡赤水战役中成功的情报战，指出技术情报工作对红军长征胜利起了重要作用。[71]
注释：
[1]刘华清、张震：《长征精神永放光辉——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载《求是》1996年第20期。
[2]程中原：《正确的领导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载《求是》1996年第21期。
[3]谭一笑：《试析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载《广州医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4]郭伟：《民主集中制与红军长征的胜利》，载《理论与改革》1996年第10期。
[5]陈文：《红军长征胜利是党正确路线的胜利》，载《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
[6]况景贺：《红军长征胜利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载《南昌高专学报》1996年第4期。
[7]白宝莲：《长征胜利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载《武警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8]廖国良、刘波：《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政治基础》，载《解放军报》1996年9月。
[9]刘国辉：《中共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与红军长征的胜利》，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10]罗建军：《井冈山经验与长征胜利》，载《解放军报》1996年10月。
[11]孔令铜、程钢：《正确的战略指导是长征胜利之本》，载《解放军报》1996年10月。
[12]总政治部：《红军长征政治工作实践的历史性贡献》，载《解放军报》1996年10月。
[13]徐显才等：《长征为我军讲政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载《解放军报》1996年第9期。
[14]林祥庚：《思想政治工作是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载《理念学习月刊》1997年第5期。
[15]刘维菱：《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载《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7期。
[16]翟全祯：《优良的政治素质是红军长征胜利的保证》，载《潍坊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17]经盛志：《红军长征中精神动力的发挥及启示》，载《解放军报》1996年10月。(www.xing528.com)
[18]邬家能：《红军凝聚力的形成及现实意义》，载《解放军报》1996年10月。
[19]陆殿义、王峰：《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与部队思想政治建设》，载《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1期。
[20]郝先中：《〈红星报〉及其历史评价》，载《六安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21]姜廷玉：《略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对主力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贡献》，载《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
[22]石仲泉：《红军两大主力长征与长征精神（上）》，载《党的文献》2005年第1期。
[23]李彬等：《西北红军在长征胜利中的历史地位》，载《理论导刊》1996年第11期。
[24]霍金萍：《论陕北在红军长征胜利及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及作用》，载《齐齐哈尔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25]季相林：《论论红四方面军对长征的贡献》，载《哲里木畜牧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26]徐雁：《红二十五军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载《高等函授学报》1996年第5期。
[27]阎丽娟：《略论甘肃在红军长征中的地位和作用》，载《兰州学刊》1996年第5期。
[28]邓慧君：《密切联系群众与长征的胜利》，载《青海社会科学》1996年增刊。
[29]王文戈：《党的统一战线在长征胜利中的地位与作用》，载《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1996年第5期。
[30]马春芳：《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载《青海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31]蓝瑛：《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党的民族政策》，载《渝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32]潘德琨、周海峰：《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载《桂海论丛》1997年第2期。
[33]崔广陵：《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与红军长征的胜利》，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1期。
[34]李豫川：《红军长征经过藏区时的宗教政策及其影响》，载《中国宗教》1996年第4期。
[35]李翔：《红军长征中的宗教政策对我国宗教工作的影响》，载《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36]徐学初：《民族团结在红军长征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长征在四川藏区述评》，载《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37]阎丽娟：《党的民族政策与红军长征的胜利》，载《兰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张世华：《长征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一次伟大实践》，载《青海社会科学》1996年增刊。
[38]于是清、龚文友：《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对长征的贡献》，载《实事求是》1996年第6期。
[39]周瑞海：《论少数民族在红军长征中的地位和作用》，载《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40]杨荆楚：《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纪念“彝海结盟”六十周年》，载《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
[41]潘健：《中央红军长征与蒋介石和地方军阀的矛盾》，载《福建论坛》1996年第5期。
[42]郭绪印：《评红军长征中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
[43]吴兴河：《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与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载《龙岩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44]刘艳萍、杨洪刚：《论中央红军长征中对蒋介石与西南军阀矛盾的利用》，载《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45]牛桂云：《张学良与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载《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6]白风玲：《毛泽东与红军长征的胜利》，载《青海社会科学》1996年增刊。
[47]朱明远：《毛泽东在长征中的杰出功绩》，载《文史杂志》1996年第5期。
[48]彭承富、潘洵：《红军长征与毛泽东》，载《重庆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49]李安葆：《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绩思想与红军长征的胜利》，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50]王邦富：《毛泽东军事战略转移思想与长征的胜利》，载《毛泽东思想论坛》1996年第3期。
[51]王春明：《毛泽东对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贡献》，载《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
[52]郭秋琴：《周恩来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53]李佩良：《周恩来对长征胜利的杰出贡献》，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朱理明：《周恩来对长征胜利的贡献》，载《福建党史月刊》1998年第1期；成国银：《长征胜利——周恩来的功绩不可磨灭》，载《党史文苑》1996年第3期；张敏卿：《周恩来与红军长征胜利》，载《兰台世界》2005年第10期。
[54]张寿春：《张闻天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杰出贡献》，载《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55]蒋贤斌：《张闻天与红军长征的胜利》，载《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6年第2期；韩新路：《试论张闻天对长征的两点贡献》，载《武警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佟静：《谈张闻天在党同张国焘“左”倾分裂主义斗争中的历史贡献》，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56]吴殿尧：《朱德在红军长征中的重大贡献》，载《党的文献》2005年第1期。
[57]刘利亚：《彭德怀对长征胜利的重要贡献》，载《武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58]李东朗：《彭德怀对长征胜利的重要贡献》，载《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
[59]谢庐明：《长征途中的邓小平》，载《党史文苑》1996年第6期。
[60]蒋如洲：《叶剑英对长征胜利的贡献》，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年第4期。
[61]朱正琪：《长征中的王稼祥》，载《党史博采》1996年第11期。
[62]刘邦琨：《长征中的后卫将军董振堂》，载《文史月刊》2004年第5期。
[63]陈玲：《福建妇女对红军长征的伟大贡献》，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64]谭晓曙：《遵义会议——红军长征胜利的起点》，载《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
[65]王乃明：《四渡赤水之战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基础》，载《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66]肖然、何毅：《论红军长征胜利之因》，载《青海社会科学》1996年增刊。
[67]李景全：《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载《武警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68]唐秀平：《长征中红军的物资保障工作》，载《南京邮电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69]黎世范：《红军长征中的档案与保密工作》，载《贵州档案》2002年第2期。
[70]余合虎：《为了长征的胜利——红军在反“围剿”和长征中的技术侦察情报工作》，载《环球军事》2005年第10期（上半月版）。
[71]孙果达：《四渡赤水中的情报战》，载《支部建设》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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