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与长征新观察

在长征中，李德是一个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的名字。他有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耀眼”背景，曾经以自己在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的特殊地位执掌红军“帅印”，参与“导演”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中工作、生活长达7年之久，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回忆录中无一例外地提到这个具有神话般传奇色彩的人物，李德被冠以“独立房子”的主人、红都瑞金的“太上皇”、“图上作业的指挥家”的雅号。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李德为“那个外国智囊”。

李德于1900年出生，德国名为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曾用名李特罗夫。他出生于慕尼黑，在孤儿院长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伍，在东线与俄军作战时崭露头角，因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者而于1918年底加入德国共产党，并先后参加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德国中部地区的工人武装起义，是知名的“街垒战”专家。1923年，他作为德共秘密组织成员，与苏联秘密情报机关发生联系。1926年，他与共产党员妻子奥尔加·贝纳里奥一起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遭德国政府逮捕，监禁于莫阿比监狱。1928，他越狱后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他担任苏联红军骑兵师参谋长。1932年秋，他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到中国上海，在远东情报局工作。次年，他以记者身份到北京活动。

有许多史料披露奥托·布劳恩并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而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派遣来华对付日本间谍的战略情报军官。但是，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因此“从第一天起”，奥托·布劳恩“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当时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邀请奥托·布劳恩作为军事顾问前往中央苏区。之前博古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专门发电向莫斯科请示，得到了共产国际批准。同年9月，奥托·布劳恩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和“华夫”，意为“姓李的德国人”和“中国的男人”。

李德一来到瑞金，博古就拱手将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他。一个不通中文、不了解中国也未曾有过指挥红军作战经验的德国人，却成了红军的最高指挥官。但是，李德在接受这个如此重要的权力时并没有谦让。这被后来研究历史的人总结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幼稚所致，同时也说明那群探寻国家和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年轻人对信仰的虔诚。

公正地说，李德无疑是一位小有才能的军事战术家，有着较深的军事理论造诣和一定的革命经验。因为他是德国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都注意听取他分析德国军事顾问团向蒋介石提出的战略战术。当时，蒋介石由于“围剿”红军连遭4次惨败，损兵折将的教训似乎使他变得聪明起来，于苦思冥想中找到救命草。他借鉴曾国藩、李鸿章当年镇压太平天国时请洋人做高参的经验，不惜出重金请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到中国帮助对付红军。时年已经67岁的赛克特出身普鲁士军事世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出任德军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后升任德军总参谋长，是德皇威廉二世指挥战争的主要助手。大战结束后，他又作为德国军事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1920—1926年间，他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退休前晋升为元帅。他不但在德国军界声望甚高，而且是世界各国军人仰之弥高的人物。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德对赛克特的战术分析确有几分道理，导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对他十分依赖和支持，干脆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他。

得到军事指挥大权的李德对中国工农红军将领宣布：运动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发展苏联式的正规战。他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以短促突击战术作指导，坐在房子里看不规范的军事地图，指挥了1934年旷日持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结果导致中央红军作战连连失利，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长征初期，李德作为制定计划和指挥中央红军的“三人团”成员之一，其军事指挥错误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在突破湘江一役中，全军由8万多人减少到4万人，引起一些红军官兵的不满，李德的声望逐渐下跌，就连最温和的周恩来也不给他好脸色。但是，博古、李德不认真吸取教训，改变错误做法，反而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5年1月15—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刻分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由于李德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长征初期中央红军遭受的严重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名字被写入遵义会议的决议，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但是，李德拒不接受批评，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仍然心中不服。红军再次出发时，他要求跟随红一军团行动。他本来以为军团长林彪会尊重他，却没想到得到了林彪的冷漠对待。据李德回忆，“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李德只好回到了中央纵队。

此后的长征路上，李德也并非总在做错误的判断。他虽然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同意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1935年7—8月间，红军大学成立，李德被派往讲授军事理论课。不久，发生了红军大学教育长、原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拉拢红四方面军学员随张国焘分裂逃跑，并企图持枪威胁毛泽东的恶性事件。当时，李德挺身而出，用自己特殊的地位和尚存的领导身份坚决抵制分裂，与李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持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并在争吵中下了李特的枪，演出了一出“李德捉李特”的绝妙好戏，保护了毛泽东的安全，受到毛泽东、彭德怀的高度赞赏。1935年10月19日，李德随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www.xing528.com)

到延安后，李德不再被邀请参加中共中央的任何会议。他先是参加了红军总参谋部的工作，后任中革军委所属的一个编委会主任，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至1939年，他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在那里帮助训练骑兵，讲授战役学。在此期间，李德与美国人马海德做邻居，两人经常闲谈以消磨时光。生活艰苦，失落、孤独、寂寞的情绪，使身处异域的李德感到无聊和痛苦，不想再待在中国，想到苏联去。但是，直到1939年他才成行。这一年秋天，周恩来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胳膊骨折，造成重伤。限于延安的医疗条件，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疗伤。李德听说后，要求同机前往。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李德突然接到了中央通讯员送来的纸条，上面只有张闻天写的一句话：“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在延安机场上有不少人向李德告别，毛泽东也礼貌地祝李德一路平安。就这样，李德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军事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

在苏联期间，李德受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一系列的审查，但他还是比较幸运地没有遭到严重的处分。共产国际监委会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商后对李德的处理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为：李德仅是顾问，无权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他提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所以可以免予处分。但是，从此共产国际不再重用他。

此后不久，李德离开了原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的岗位，并严格遵守某些人告诫他的“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的规定，开始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恢复了奥托·布劳恩的原名，被分配到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从德文译为俄文和将列宁、斯大林原著从俄文译为德文的工作。

苏德战争爆发后，奥托·布劳恩以苏联红军军官身份参战，后被抽调去从事战俘管理教育工作。据说他“以渊博的知识和有说服力的、不容置疑的论据，对被俘德军的军官、将领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原来的德国战俘都很感谢奥托·布劳恩为其治好了纳粹病”。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本单位重新去做文学出版工作，并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文学作品翻译家。他将许多著名的苏联长篇小说译成了德文，如《收获》、《茹尔宾的一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后，奥托·布劳恩当上了该国作家协会的第一书记，达到了他一生当中仅次于在中国时的另一个事业巅峰。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已经63岁的奥托·布劳恩突然不再遵守他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规定，重新“顾问”起国际事务、特别是中国问题来了，开始大讲特讲关于中国的事情、尤其是许多世所罕知的属于中国党和国家乃至于共产国际机密的事情。

1964年5月27日，奥托·布劳恩在作为东德主要喉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讲话》的署名文章，大肆歪曲谩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公开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以至政策宣战。随后，他又对其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作了大量补充修订，于1973年正式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纪事》，里面详细记载了长征。虽然他仍然诋毁毛泽东，但也以亲历者身份对长征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虽然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打击和成百次骚扰。红军行程1万多公里，横贯12个省，翻过18座大山，渡过24条大河。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这本书很快在苏联等国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中国纪事》出版后还不到1年，1974年8月16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讣告，宣布“奥托·布劳恩同志于1974年8月15日逝世，终年73岁”。

李德在中国7年的岁月里，曾经结过两次婚。第一位夫人名叫萧月华，为了解决李德在华期间的个人生活问题，两人由组织上安排在瑞金结婚。萧月华是广东大埔一个农民的女儿，当时担任少共中央文书。两人语言不同，婚姻生活很不愉快，经常吵架。两人曾经有过一个小孩。但是，这段“涉外婚姻”在长征后就解散了。新中国成立后，萧月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享受正师级待遇。1983年11月，她因癌症病逝于广州。李德的第二任妻子李丽莲是1937年底同江青一起从上海投奔延安的舞蹈演员，年轻漂亮，活泼开朗，文化层次高，李德对她十分倾慕。李丽莲则看中了李德特殊的身份和他在延安还算优越的生活待遇。经过一段接触，他们相爱了。1938年，李德找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便参加党的生活；另一个是申请同李丽莲结婚。陈云代表组织同意了这两个要求。由于李德的第二次婚姻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因此还算比较平静和幸福。但是，当1939年李德离华返苏提出带李丽莲走时，因为手续未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李德只好和结婚不久的李丽莲挥泪告别，独自远归。谁想一去竟成永别，两人再未谋面。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并没有提到萧月华这个名字，他只写及了与李丽莲的婚姻，其实李德和李丽莲相处的时间要比与萧月华的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