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长征新观察

长征期间，红四方面军发表了《红军为保护喇嘛寺的布告》、《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藏区十要十不要》、《回区十要十不要》等关于民族宗教政策的文件，并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认真进行贯彻。

1935年5月份，红四方面军开始进入松潘、理番、茂县等地区。这里是川西北汉族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当地的老百姓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粮食产量很低。少数民族群众勤劳朴实，吃苦耐劳，性格豪爽。不过，由于长期受汉官、军阀的压迫和掠夺，他们对汉人积恨较深，有很重的戒备心理。加上在红四方面军到来之前，地方军阀就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污蔑红军“普烧普杀”、“共产共妻”，甚至把红军描绘成“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角”、“专吃人脑花和娃娃”的魔鬼，更加加重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恐惧心理。因此，不少人闻知红军将至，便弃家出走，躲到深山老林中去了。

红四方面军为了打开革命局面，早在进入这个地区之前就发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自己是大汉民族，回、番为蛮夷之人，不愿接近他们，忽视了‘少数民族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的错误观点，指出：“回、番（即藏族同胞）民族是中华民族之一，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力量，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一个有力的支柱。将他们组织起来，领导起来，参加革命战争，是我们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和苏维埃红军干部顶主要的任务之一。”《须知》要求干部、战士了解藏族的情形状况，宣传党的纲领和民族宗教政策，学会回、藏民族语言，培养大批回、藏民族干部。红四方面军还指示所属军、师一级政治部立刻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以研究少数民族的政权、土地关系和经济、风俗、语言文字问题，设立学校，选拔青年学习回、藏民族语言文字，要帮助回、藏民族建立革命政权。红军还提出了少数民族政治纲领，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军阀对回、藏民族的反动统治，建立各级人民革命政权，尊重回、藏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实行信教自由、男女平等，等等。

5月30日，红四方面军在松理茂地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张国焘担任主席。在西北联邦政府下设立了少数民族委员会，周纯全担任委员长。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中共西北特委专门作出了《关于党在番人中的工作决议》，要求红军官兵细心了解其政治经济状况并根据这些情况提出符合当地群众要求的口号和斗争纲领。(www.xing528.com)

红四方面军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赢得了当地回、藏民族群众的信任，打开了局面。“熬盐迎亲人”的故事就是红军与藏族同胞鱼水深情的生动写照。当年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宣传队工作的孟瑜后来回忆道：我们一到宿营地，立即分组去筹粮筹盐。由于受军阀、土司头人的反动宣传，在红军未来之前，群众跑到山上去了。我们转了大半个村子，连个人影都没见到。我们帮助群众整理家园，一家一户地挑水扫地，一直忙到天黑。发现一位没有走的藏族老人有半罐盐，我们想用银圆买下来。老人对红军有疑惧，不肯卖，抱着瓦罐走了。第二天，有几个老乡悄悄回村来探虚实，发现红军不但没有拿他们的一针一线，还把村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便消除了怀疑，把山上的群众陆续叫了回来。那位前日不肯卖盐的藏族老人带着一位通司（翻译），找到宣传队，硬要把半瓦罐盐送给红军，说：“红军耶莫耶莫（红军好）！”宣传队长执意不肯收下，于是老人就告诉队长，在离住地不远的白云山有一种白石头，缺盐的年月，当地老百姓就用它熬过盐，只是味道有点涩。队长听了非常高兴，向老大爷了解了熬盐的详细方法，于是队长向上级报告，部队就决定在茂州休整，就地开展筹粮熬盐活动，以迎接大部队。正是由于这位藏族老人的帮助，红军摆脱了缺盐的困难。

1936年3月，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到达四川甘孜藏族地区。为了维护藏族寺院不受干扰，红军特颁布告说：“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不得侵扰。”布告颇得藏民之心。1936年4月，道孚波巴县政府（党帮助建立的藏族人民自治政府）发布《布告》，要求过往部队保护寺庙和活佛住房。《布告》宣称：这个房子是佛都督（即活佛）的，凡来往部队不要随便侵入，不要任意乱翻、毁坏及收拾经堂用具。若要用屋内之物，必须经过主人同意方可，绝对不准强取。红军由于严格执行正确的宗教政策，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信任和欢迎，为红军筹粮筹款、顺利过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