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北地区后，越向雪山草地迈进，越人烟稀少，离内地也越远，粮秣供给更是困难。在这革命成功与失败、红军生存与死亡的关键时刻，摆在红军面前的头等任务，就是要为过草地筹集粮食。
根据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当时红军的生存是革命的根本和最大利益的特殊性，红军先后采取了以下措施：（1）缴获战利品——粮食。红军攻占了近10座县城和官寨，缴获了部分粮食、军需品。（2）通过苏维埃政府没收土豪劣绅及土司、头人的部分粮食。（3）向商人和农民买粮食（金川苏区的国家粮店初期每天能收买粮食上千公斤）。这是常用和通用的筹粮方式，也是红军民族工作的具体体现。（4）收割地里成熟的青稞、小麦等，插上木板借条或欠条。（5）运走藏匿在老百姓家的粮食，留下银圆或欠条。（6）买牛羊和牲畜。（7）动员老百姓将自己的粮食和食物支援给红军。
为了筹粮，红军成立了一批筹粮组织。红军筹粮的组织措施有：（1）成立专门的粮食委员会。根据记载，红军成立了芦花和毛儿盖两个筹粮委员会，为过草地开展筹粮活动。“黑水、芦花粮委担任筹集60万斤粮食的任务，计划在几个出产粮食的中心区域分头进行。”[1]（2）地方政权设有粮食部，专管筹粮工作，西北联邦政府和省苏县、苏乡都有粮委，形成强大的筹粮工作网络。（3）对粮食进行统一的保管（粮库）、运输和分配，实行定量供给。在金川初期每人每天定量为0.6公斤，到1936年夏每天一顿玉米面汤尚难保证。（4）对粮食工作不力或有失误的进行处理。西北联邦政府粮食部长郭纯德因工作失误被撤职，并送裁判部。这些组织措施在红军长征中对筹粮工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主力数万人长征过汶川历时3月之久，所需粮食50余万公斤。打粮、送粮是游击队的主要任务，红军过汶川所需粮食绝大多数是游击队打的。
1935年6月—1936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近9万人次先后3次途经黑水。红军在黑水境内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足迹遍及18个乡的山山寨寨。红军到达黑水后，广泛宣传革命真理，唤醒藏族民众，在瓦钵梁子一带建立了苏维埃区乡政府，给灾难深重的藏族民众指出了光明道路。在此期间，红军在黑水芦花地区大力开展了筹粮、熬盐和其他活动，为过草地准备力所能及的粮食、盐巴和其他御寒物资。毛泽东和朱德等都亲自下地同红军战士和藏胞一起割麦子；周恩来在百忙中也抢时间搓麦；邓小平以及贾拓夫、成仿吾等也都深入高山村寨开展群众工作，筹集粮食。
谢兴华（1984年4月11日）三谈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有关情况时讲道：我们在瓦钵梁子筹粮，是要用川板买，我们共买了二三十万斤的粮食，是以苞谷为主，还有一部分青稞麦子，买了粮食推成面，送到山下。赤不苏那一带河边上有七八盘水磨推面，然后送到维古，都要给工钱，一天给半个大洋，运到维古以后交给三军团。红军筹集的粮食，一般在几个寨子中心的地方设一个粮食仓库，集中贮存。毛儿盖粮委的筹粮工作有相当部分是在黑水完成的。据肖锋的《长征日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2辑等史料载述，驻毛儿盖的红军筹粮队曾分两路到小黑水区域的扎窝、晴朗、麦扎、知木林一带开展筹粮活动，重点在扎窝。扎窝是黑水较富庶之区，有黑水“粮仓”之称。红军在这个寨子共征集陈粮5万公斤，收割地里的新麦子、青稞约4.5万公斤。
红军到黑水后，国民党军阀和当地头人、土司相勾结，恐吓群众，颁布了一个《惩治条例》，规定不准同红军接触、为红军办事。红军所经各寨，看不到炊烟，听不到鸡犬之声，缺粮断炊日复一日地威胁着红军的生存。为了避免饿死，红军只好向藏民家里找粮食和割地里已熟的青稞、麦子煮食。藏民家的粮食，红军用后，少的当即留款，多的写了借条，说明借用数量，待革命胜利后归还藏胞的粮食。藏民的粮食有的藏在地窖，有的藏于山洞，部队找粮相当困难。一军团四团在芦花一带筹粮时，找到一家头人的牛栏下，发现新砌的一堵墙，墙上糊的稀泥还是湿的，拆开一看，里面几口大锅里盛着青稞麦，也有一坛坛玉米、黄豆、酥油。红军把它叫作“密窖”，后来又发现了好几个。
在地里青稞成熟时，红军便组织割麦队下地割青稞，手搓麦粒煮着吃。据调查，红军在黑水各地筹、借粮中，纪律严明，所筹之粮，有的按当地粮价付给了银圆和布匹，有的没付钱但也都打了借条。2002年初在毛儿盖山寨一户牧民家发现了当年红军留下的一个木牌借据，上面写道：“红军在这块麦地里收割了青稞二百斤，你们可凭此牌向任何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兑取这些青稞的银子、茶叶。未兑取前请保存此牌子。前敌政治部。”（2002年5月21日的《四川日报》报道了此事。）据载，红军在黑水共筹集军粮355万公斤，其中在境内驻扎整训时耗用约300万公斤，带走约55万公斤；借用宰食各类牲畜3万余头，折合肉约50万公斤；借用各类畜油约0.5万公斤；还借用了一大批牲畜皮张、牛羊毛和野兽皮等。
1935年7月，红军陆续到达毛儿盖地区。由于几个月的征战，部队已经十分疲劳，又缺乏粮食，因此中央决定在毛儿盖暂住休整，筹集粮食。毛儿盖是藏民聚居区，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出没无常地搜刮抢劫，社会财富贫乏。为了穿越草地，筹粮显得更加重要。全军上下便投入了紧张的筹粮工作，征收了反动地主、僧侣的粮食，部队以连、排为单位，深入各村寨以及小黑水的一些地区去筹集粮食。在此期间，去达盖方向的红军买到了9驮青稞，去西北方向的红军买来了几头牦牛，这就算是最大的两次收获。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所筹集到的粮食还很少。这时已到秋收季节，藏民们为支援红军北上，便收割庄稼。军民齐动手，把青稞搓揉出来，做成炒面。由于藏民的支援，红军在毛儿盖筹集到了一些粮食、肉类，但仍然不能满足过草地的需要。指战员们每人只带着极少的、万分宝贵的粮食离开毛儿盖，踏上了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
李湘涛在《星火燎原——筹粮过草地》中写道：“来到毛儿盖，没有吃的，就到山上去采蘑菇、挖野菜充饥。”“藏民成群结队地端着糌粑，前来慰问我们。连长吩咐司务长收下大娘的米粒，给了大娘三块白洋。”[2]刘文章在《星火燎原——一袋干粮》中也提到：“部队到了毛儿盖，上级决定在这里筹粮，准备过草地，可是由于部队多，粮食少，每人只分了三、四斤麦子。大家都把它看成宝贝，缝个小布袋装起来，走路带着它，睡觉枕着它。谁心里都明白，这不仅是三、四斤麦子，而是自己的生命啊！”[3]
红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后，又奉张国焘之命南下，在马尔康、金川一带进行筹粮活动，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再次翻越夹金山，南攻天、芦、名、雅一带。
1935年是马尔康稀有的丰年，时令正值开镰收割季节，红军长征抵达马尔康，红一、四方面军北进、滞留和南下时均在马尔康各地筹集粮食，马尔康人民支援红军的粮食至少有50万公斤。例如：在卓克基，百姓在异常困苦的情况下无私地将粮食支援了红军。对此，当时任红三十一军九十师二七六团团长的张培荣回忆说：“我们团在卓克基每人筹集到四、五十斤青稞炒面。”红九军一个团在草登斯尼筹粮数月，仅脚木足乡孔龙一个村就筹集到3500公斤粮食。草登斯尼村74岁的女村民泽郎老人回忆说：“我一辈子没有见过那样多的人，早上天麻麻亮，他们就去各村找粮食，晚上就把找到的粮食集中到代基和斯尼两个村。”[4]
马尔康人民不仅保证了在本境内活动的数以万计红军的吃粮问题，而且将粮食源源运往金川等地。对此，成都军区顾问组组长余洪远深情地回忆说：“马尔康的百姓对红军的贡献很大，红军长征时我率领几千人到那里筹粮，很好地完成了任务。”(www.xing528.com)
各地苏维埃组织协助红军的“筹粮队”（当时俗称“打粮队”，实际上是后勤部派出的人员），深入村寨，把地主、恶霸埋藏的粮食从地窖里取出来，支援红军部队。对查获的这部分大宗粮食一律收缴；另外还在群众手中用买卖的方式采购了一部分粮食。对群众卖出的粮食公平合理地作价，每斛（85市斤）给银圆四五块，有的也付给相等的铜圆。
1935年以前的两三年中，懋功连年丰收，民间存粮较多；特别是一些封建地主及上层集团的人物，“窖藏”了不少历年积存的粮食，逃走时这些藏粮是无法带走的。所以，各地苏维埃政府能协助红军筹集到相当数量的粮食。
当年新桥口苏维埃组织的成员余七爸回忆：“仅大坝口这样的一个小村子，筹到的粮食就在一万斤左右。当时全县的自然村落不下一百余个，比新桥大坝口富裕的村寨尚多。另外，红军在县上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仓库存粮。当时，在县城禹王宫有一存粮仓库，名称‘济仓’，存粮在二十余万斤左右。”
《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编写征集提纲》载：“征粮和筹粮是苏区最重要的工作，粮食实行了统一征收、运输、保管，实行了配给制，采取对反动派和地主没收、对农民购买的办法筹粮。1936年春耕以后，粮食越来越短缺，以至断绝，军民吃榆树皮、酸酸草根、生梨疙瘩。人民群众仍然每天打野菜送给红军。这时红军组织队伍到边远牧区去买牦牛。”余洪远和徐向前的回忆录里都提到在观音桥和杜柯河一带赶回数千头牦牛。
谢兴华回忆说：“1935年底，那时我兼任大金省委粮食委员长，正在四大坝带着人搞粮食，有个小土司答应给我们送5万斤粮食来，条件是我们拿钱买，这个人很守信用。他送来了5万斤苞谷、豌豆，还搞了一万多斤蔓青（甜萝卜）。”“当时我们需要的粮食多，需要牛羊也多，那边地方小，没有那么多……那时候粮食那么困难，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
总后勤部副部长熊贤约1984年4月17日回忆说：“第二次过草地前，三十一军没有吃的，就用梨子（金川那里）做干粮，那时候梨子还小，不好吃；因为部队大、人多，那一带地方小，出产的东西也少。我们的部队过去过来两次，把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吃光了，部队没有吃的，拉藏民的牛和羊，只好有什么能吃的就拿什么了。要保存这一支革命队伍，那时候也就只得这样子啦。”
刘忠在《回忆我的一生》中说：“一天，我向军团长汇报部队吃饭有问题。罗局长说：‘粮食是困难，现在刚到草地边沿，还能找到藏民的粮食，进入大草地就没有人烟了，红军的纪律是个问题。但为了保存中国革命这个种子，不能不这样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一定要来对藏民同胞好好赔偿。’”[5]
注释：
[1]中共阿坝州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红军在雪山草地情况简介》，1994。
[2]《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160—163、183页，战士出版社，1980。
[3]《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160—163、183页，战士出版社，1980。
[4]中共阿坝州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红军在雪山草地情况简介》，1994。
[5]《追求真理的足迹》，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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