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培训电讯人员，解密密码独特方式

在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

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如今，尘封的档案已公布于世，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谈起情报工作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长征期间，红军能在无线电侦察中取得杰出成就，归功于中共中央对电讯工作卓有远见。早在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处于先进之列。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信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运用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红军早在中央苏区时就开始了无线电侦察工作。1930年12月底，中央红军在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中，缴获了敌军张辉瓒部的半部无线电台（收报机），并吸收了原在国民党军中从事无线电通信工作的王诤、刘寅等参加红军。从这半部电台开始，红军开始了对敌无线电侦察工作。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的电台侦获敌军公秉藩部电台的明语谈话，得到了敌军行动的具体安排，从而在东固设伏，一举歼灭了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其后，随着红军利用缴获的电台建立起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开始建立对敌无线电侦察工作的专门队伍，由红一方面军总部谍报科负责此项工作。但是，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无线电通信中普遍使用了密码，红军侦收的大量敌军电报成为不能解读的“天书”。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队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反第二、第三次“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

1932年初，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红军缴获了大量敌人的装备，包括多部无线电台。为此，中革军委决定将总参谋部执行侦听任务的侦察台从通信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军委二局，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www.xing528.com)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及下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当时还没有“后勤部”概念）。总参谋部下设情报科，由原在上海中央搞情报工作的曾希圣任科长，原监听台划为情报科，与谍报队成为两大主要侦察手段。

1932年8月，红军在攻占宜黄县城后，在一个缴获的敌军公文包中发现了一份已译出30多字的电报，从这30多个字开始，谍报科长曾希圣和破译员曹祥仁还原了发送这份电报的“展密”密码本，并以破译这个密码本为基础，逐步摸索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密码编制规律，揭开了国民党军队视为机密的密码的面纱。红军的密码破译工作队伍也逐步壮大，成立了专门破译敌军密码的中革军委二局，由曾希圣任局长，钱壮飞任副局长，下设3个业务科，一科（破译科）科长是曹祥仁，二科（译电科）科长是李作鹏，三科（侦收科）科长是胡立教。在中央红军长征前，中革军委二局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秘密武器。

对于中央红军，能在相对落后的苏区组建起这样一支高科技情报部队，就连初到苏区的洋顾问李德也感到十分意外。伍修权之女伍星说：他很惊讶，说没想到红军有这样的能力，能够窃听和破译国民党的电报。

就在军委二局工作走上正轨之际，国民党方面对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也打起了主意。此前，蒋介石在与各地军阀的内战中，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内组建了以密码破译专家黄季弼为首的专门破译密电的机构，通过侦收破译各地军阀的密电，蒋介石在与他们的征战中无往不胜。对于红军，蒋介石也想如法炮制。1933年春，他亲自命令黄季弼侦译红军密电。黄季弼经过两个多月的研究，向他汇报说：“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察其情形，匪方对于电报之打法译法以及密本之编制法，均属精细周密，甚有心得。细查所得赤匪各报，其内容自首至尾均用密码，似系以号码数目替代密本之名称，其译电法似系引用复译法编成表式，百数十张随时按表将密本之大小码变换。其表式则系由0000号至9999号，一万号之中任便抽用，随时变更，发电人及收电人彼此均有此表对照，故密本究竟共有若干种，每种用若干时日，及何时更换，均无从分析。”

黄季弼的报告可以说是找到了无法破译红军电报的根源——密码体制先进。当时，国民党军队及各地方军阀部队使用的密码都是在中文电报明码基础上稍作改动编制的，这种密码是以四位数字来对应一个汉字，属于密码学中最简单的单表代替式密码，用密码专家黄季弼的眼光来看，这种密码通过分析一定数量的电报就能破译，“征诸以往之经验，如用书肆所售之密本简单编成密码者，若有七八百字则对于此本密码即不能窥其全豹，亦可得其半数”。军委二局的密码破译工作正是针对这种密码体制弱点实现的突破，并逐渐扩大了战果。比较起来，红军当时使用的是黄季弼称为“复译法”的二重作业密码体制，是伍豪（周恩来）最早编制的，所以在红军中称为“豪密”，这种密码体制的优点是能够在电报中实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完全不给对手以分析的机会，从而保证了无线电报的安全，这也是那个时代最先进、最安全的密码体制。

蒋介石的密码破译机构无法破译红军的密电，而红军却能攻破国民党军队的各类密码。就在1933年8月，黄季弼向蒋介石报告“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的时候，军委二局已经在此前一年中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100种密码。为了庆祝战果，军委二局特意召开了“百本纪念会”。同时，中革军委在首次纪念“八一”建军节的活动中，为表彰二局的特殊功勋，特给二局局长曾希圣颁授了二等红星奖章，给曹祥仁、邹毕兆这两名二局破译人员颁授三等红星奖章。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军委二局被编在军委纵队随军行动。为了能够及时供给情报，二局采用了梯队式工作，不间断地截获并破译了敌军的密电，在突破敌军封锁线、摆脱敌军追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湘江之战、土城战斗、四渡赤水等关键战事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对于红军在长征中连续多次避实击虚、以疲惫之师纵横追堵大军之间，蒋介石也曾怀疑是无线电通信被红军侦译的缘故，但他只是估计是其所部遗失的密码本被红军捡到，因而失密，所以他在1935年3月3日致电负责追击红军的薛岳，要求“查明韩汉英等各师撤退时有无遗失密码本”，但此事也不了了之。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