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首度汇聚

1933年9月开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军事教条主义瞎指挥下，历经整整1年苦斗，遭到严重失败。经请示共产国际批准，不得不放弃苦心经营了近6年之久的大块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开始战略转移，突围西征，前往湘鄂西根据地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随后的“西征”演变成“万里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西征初期特别是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防线遭受重大损失，党内、军内高层领导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严重不满，纷纷要求改变党中央和军委的组织领导，于是才有了被称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常委分工他担任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使毛泽东进入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实际上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这一人事变化，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三军大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国焘是依靠红四方面军起家的。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张国焘思想深处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意识也不断滋生发展。张国焘于1931年4月到达鄂豫皖苏区，以中共中央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与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代表身份领导当地革命斗争。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鄂豫皖地区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成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在徐向前等的出色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全军发展到4.5万人，根据地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余万，各县独立师、游击队、赤卫军达20万人。这一重大成绩受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通令嘉奖，张国焘一时名声大噪。在中央苏区举行的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张国焘虽然没有到会，但仍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仅次于毛泽东和项英。

鄂豫皖苏区的大发展震惊了蒋介石。原来他认为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是第一劲敌，如今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也成了他的劲敌，甚至是头号敌人，因为鄂豫皖根据地逼近国民党统治腹心京汉路地带。1932年7月，蒋介石在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时，就决定以30万大军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并亲自坐镇武汉指挥。

可是，这时张国焘和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却被前4次胜利冲昏了头脑。1932年1月，他们在鄂豫皖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发表演说，竟然狂言：“今后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火线将由帝国主义者直接担负，而国民党政府和其他军阀部队只担任偏师的任务。”它“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1]这一荒诞离奇的怪论，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都感到“过分”，即时回电批评“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并严厉警告他们说：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计划早在蒋介石及其外国顾问的指挥之下订立了，三月一日起正在调动军队之中，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武力约在五十师以上，设立了三个清剿司令部（鄂南、鄂东、皖西），可以把它当做无关重要的偏师吗？不，绝对不能够的。对于国民党这个进攻有丝毫的忽视与轻敌将会造成极大的罪恶”！^[2]轻狂骄纵的张国焘无视临时中央的这一警告，仍然积极推行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张国焘为什么敢于这样做？这是张国焘军阀主义、领袖欲望、两面派、小人得志便猖狂等复杂心理的表现。

1928年8月，张国焘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团长是瞿秋白）时，曾经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王明、博古有过一段交恶，在中山大学“教务派”与“支部派”的斗争中，张国焘与瞿秋白一起支持“教务派”，指斥“支部派”（王明、博古等）。应该指出的是：这一行动是正确的，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立场。但是，到1929年底，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遵照斯大林指示，在中山大学实行“清党”，校长米夫（王明、博古的“恩师”）在打倒了教务派以后，有意将矛头转向中共代表团。张国焘惊出一身冷汗，立即从斗争的旋涡里抽身而退，申请到列宁学院当旁听生，当面向王明等“请教”马列主义。然而，他内心里对王明十分蔑视，称他是“绣花枕头”，表面光鲜，满腹秕糠。张国焘还大批李立三的“路线错误”和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迎合、讨好共产国际和已担任国际东方部部长的米夫，赢得了共产国际对他的好感。1931年1月中旬，共产国际不但批准张国焘夫妇回国，而且在米夫操纵下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喜出望外，要争取进一步“立功”。2月7日，他在《实话》第10期上发表《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文章，极力表示拥护四中全会和共产国际，抨击罗章龙等反对派。文章直白地说：“四中全会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的指导和批准而召集的，现在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张国焘的两面派面目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张国焘的付出很快得到进一步的回报：应他自己的要求，坐镇上海的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批准他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鄂豫皖苏区指挥一切。张国焘为什么要去鄂豫皖根据地？这是因为：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地处中原腹心地带，南濒长江，北倚淮河，西扼京汉铁路，东接江淮平原，武汉、安庆、合肥、信阳等大中城市均在其俯瞰之下，威胁着国民党政府的中心统治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经过3年多地方武装暴动和游击战争，苏区已经拥有250万人口，主力红军——红四军已发展到4个师共2万余人。其版图面积、居民人口和武装力量仅次于中央苏区，是全国第二大战略根据地。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得意地写道：“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留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望（即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3]

张国焘没有说出他的潜台词。他为什么没有选择去第一大苏区中央苏区而选择第二大苏区鄂豫皖？因为他知道名气比他还大的毛泽东、朱德在中央苏区，他很难超过也很难斗得赢他们；曾中生则名气较小，又是“立三路线拥护者”，拿下他确是“游刃有余”的。不仅如此，鄂豫皖的战略地位超过中央苏区：立马中原，窥伺京汉，一旦成功，则功盖全党，可以拥兵自重、据地称王。这是张国焘真正“为之向往”的目的所在，也是他政治野心和领袖欲望的端倪流露。

对于鄂豫皖4次战役的大胜利，张国焘沾沾自喜。他向成功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手握重兵，此时如何肯听临时中央“那个小伙子”^[4]的指示？张国焘坚持攻打中心城市的主张，因为他认为：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不仅是临时中央的既定路线，更是共产国际的一贯方针。所以，他有恃无恐，将临时中央博古等的批评置诸脑后，在“偏师”思想指导下，盲目轻敌，不但不做反“围剿”的准备，反而于1932年6月中旬命令红军主力出击平汉路，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以实现所谓“威逼武汉”的计划。这样，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在国民党重兵进攻下，根据地中心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新集相继失守。红四方面军从前线撤回，保卫根据地，来回奔波，损失巨大。威风尽失、惊慌失措的张国焘于9月13日、24日连电临时中央告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初成立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全国根据地和红军的最高组织）书记周恩来以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临时中央转来的张国焘的告急电报后，立即回电，对红四方面军如何摆脱被敌军包围的困境提出正确建议。但是，这时的张国焘已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5]，不但不去执行这一正确的方针，反而于10月中旬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两万余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只留下少数部队（先后组成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当地艰苦奋战。

有一段时间，党史学界曾经认为红四方面军主动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是执行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结果。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修党史，这个结论被推翻。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人之一的李先念在1982年11月9日接受党史部门采访时说：“有人说，退出鄂豫皖不对，我看不退也不行，是被逼着出来的。自古有语，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怎么能让我们那么多人在他跟前革命？第四次‘围剿’他亲自到武汉坐镇，是专门对付鄂豫皖的。当时蒋介石已经统一了江苏、浙江、安徽，我们打了岳维峻，他又统一了河南，统一了湖北。所以说，留在鄂豫皖周转是不行的。如果说，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还可能有第五次‘围剿’、第六次‘围剿’。再说，那时政策也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徐帅（徐向前）交换过意见，鄂豫皖退出来是对的，那个地方长期占不住。”^[6]

徐向前也这样说过：红四方面军主动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是对的，只是留下的部队少了，如果留下一个军，情况就可能不同。

笔者认为：从当时大势看，退出来是对的；从张国焘个人心理分析，他是被敌军的强势吓退的。这从后来长征中张国焘的实际表现也可证明：他害怕和国民党大军正面作战。

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后，经过千辛万苦，浴血奋战，翻越秦岭，渡过汉水，历时两个多月，行程1500公里，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到川北地区。在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正确指挥下，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当地贫苦群众热烈拥护，加上四川地方军阀连年混战，较快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并使根据地迅速扩大到4.2万平方公里、500余万人口，红军扩大到8万人，这也是红四方面军发展的高峰期。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在川、滇、黔3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为此需要活跃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的配合和支持。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牵制刘敌（指国民党军阀四川‘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湘所属的川军），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7]所谓“西线”，就是指与川陕根据地隔江相望的嘉陵江以西地区。(www.xing528.com)

张国焘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令，领导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造成与中央红军相互配合的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张国焘悲观估计革命形势，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能分兵作战，因此拒绝徐向前等的正确意见，将根据地的部队和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实际上又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张国焘的一贯的右倾惧敌思想和行动，不可避免地要在会师后的两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上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如果红四方面军不退出川陕根据地，而是在嘉陵江东、西两岸活动，那么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有这样一大块根据地作基地，中国革命将可能会是一种更好的局面。

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军级以上干部在四川江油开会，有些干部对全部退出川陕根据地提出批评。张国焘辩解说：撤出川陕苏区是为了迎接正在北进的中央红军，两军会合后将在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赤化四川、西康、陕西、甘肃、宁夏。大家一听说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那时包括张国焘在内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都热切期盼两军会合，憧憬着会师后的光明前景。李先念后来回忆说：“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都迷信张国焘。有人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确实有些冤枉。那时一听说中央来的，比圣旨还尊重。”^[8]接着，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第八十师和第九军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可以看到，这时的张国焘执行中央指示还是积极的。

5月下旬，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懋功的达维镇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合。6月25日，两军在两河口举行会师大会。^[9]

由上所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第一次会合，是张国焘遵照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命令实现的，体现了“党指挥枪”原则的权威性。不过，随即发生的张国焘闹分裂事件，则是张国焘个人劣根性发展的结果。

注释：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第35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2]少华：《张国焘的这一生》，上册，第185—18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487—488页，东方出版社，1998。

[4]当时党内对博古的蔑称。博古以24岁如此年轻和非中央委员入主中央政治局，在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既无权威，亦不受尊重。

[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第3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6]《李先念传（1909—1949）》，第82—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8]《李先念传（1909—1949）》，第171—1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9]《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