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在1937年3月突然端出张国焘“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种既令举座震惊，又无案可查的“密电”问题呢？夏宇立认为答案就存在于当时的背景中。这一背景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半年前的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长期独立奋战的3支红军主力终于汇集在一起，从此中央和军委直接领导指挥全国红军的局面正式形成。同时，这种领导指挥的大统一又有赖于指挥权威的进一步强化。第二，刚刚发生的红西路军的失败，不仅是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重大损失，而且必然会对国内政治生态和党内政治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影响。第三，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建立，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总趋势正在加速形成，中共已摆脱困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此时身在陕北的中央领导人也正信心满满，底气十足。毛泽东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在批张国焘时，说到西路军，给西路军定性；说到“密电”问题，给张国焘在长征中的分裂主义定性。
历史事实早已证明，这些说法并不实事求是。比如西路军。早在会宁会师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从国际战略和中国革命发展大局出发，决定中国红军向西靠近苏联，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援助。于是，在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红军西渡黄河，发起宁夏战役。不久，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计划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红西路军艰苦奋战，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和河东主力部队的生存与安全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是，由于中央军委战略指挥等方面的严重失误，两万余人的西路军虽经艰苦作战，但最终于1937年3月惨遭失败。就在红西路军失败之时，延安发起了批判张国焘运动，“清算国焘路线”。运动发起之前，中共中央曾按组织原则向共产国际书记处作过请示，遭到了明确制止和严肃批评：“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做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开展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1]然而，中共中央并没有顾及共产国际态度，延安的批张斗争按期进行。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渡河的时候，他（张国焘）要全部过去，过了三军我们才知道，于是只好顺水推舟，‘批准了’。”[2]已经公开的大量历史文电表明，西渡黄河和西路军在河西军事行动的指挥者正是毛泽东。[3]他的这一说法正是“张国焘擅自命令西渡黄河”、“西路军右倾逃跑”说法的最早来源。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端出了“密电”问题：“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4]历史地看，毛泽东这一说法另有缘由。1935年9月初，红军左路军在草地进军途中遭遇葛曲河涨水，张国焘遂顽固坚持南下，中央为了实施北上方针，于1935年9月9日深夜率领红一、三军和中央纵队连夜秘密出走，脱离右路军驻地单独北上。中央坚持北上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有的做法也欠妥，直到多年后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还称其为“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5]中央当时仓促北上，丢下了数百名伤病员[6]，并瞒过了处于同一防线的友邻红四方面军部队，致使原驻地班佑被反动武装乘机侵占，次日凌晨友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遭到敌人从班佑方向的突袭，损失百余人，红三十团团长负伤。[7]这些情况的发生造成了消极的政治影响。当时，红军指战员，包括一方面军未走的同志，都很不理解，难免心生怨愤。一同从中央苏区长征而来的五军、三十二军则意见更大；特别是军领导人，对把他们甩在草地里愤激难平。虽然时间过去了1年多，但是人们心里的疑虑和隔阂并未完全消除。因此，毛泽东这一“密电”之说，正是为了说明当时面临的非常情况，“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很明显，“密电”问题正是对单独北上的政治交代。不可否认，这对于人们思想疙瘩的解除发挥了非凡效能。
所以，毛泽东的“密电”之说尽管缺乏事实根据，但是它为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定了性，纾解了人们在长征中因红军分裂产生的困惑，其目的还是为了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肃清不利的消极政治影响，维护团结和统一，维护中央领导集体权威，以便迎接摆在党和人民军队面前的更为复杂和艰巨的新任务，这在当时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8]
对于这场争论，党史学界大家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石仲泉提出了3点看法：第一，应当承认有“密电”，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第二，“密电”的核心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第三，对“密电”问题不宜“炒作”。[9]因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虽然写了“密电”两字，但没有再写“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内容，只说“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10]胡绳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对这个问题要从政治上看，电报不一定讲得很明白，毛泽东的政治敏锐性特别强，看出了电报中的真正用意。郭德宏认为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即原来说的密电不一定有，但毛泽东担心张国焘会对红一方面军不利，于是就连夜北上了。应当说，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
注释：
[1]1937年3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电，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册第28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2]《毛泽东在延安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3月27—31日。
[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69—4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03—10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www.xing528.com)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6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5]洛甫（张闻天）：《整风笔记》，1943年12月。
[6]徐陈给林聂彭电，1935年10月11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20页。
[7]《张国焘致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电（1935年9月12日10时）》，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
[8]夏宇立：《张国焘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
[9]刘海音：《聚焦红军长征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访谈录》，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10月号。
[10]《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第49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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