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新观察：揭示密电重要关联者

夏宇立撰文认为：吕黎平“帮助翻译”“密电”及递送“密电”的说法，成为“密电”问题的重要节点，自然吕黎平也就成为“密电”问题的重要关联者。然而，正是这一说法令人困惑不解，吕黎平的行为使人顿生疑窦。^[1]夏文要点如下：

首先，吕黎平绝对没有译电和递送“密电”的资格。笔者长期从事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据我所知，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前，红四方面军电台还不多，其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台，既要做通讯，有的又要做侦听，而做通讯的主要由总部和担负远距离独立行动的部队使用。比如：1935年5月底，李先念奉命率部南下懋功地区迎接中央红军，带了一部电台。6月20日，张国焘南下懋功两河口与中央会合，就没有带电台。后来他与红四方面军总部徐向前、陈昌浩联系就是利用李先念所带电台。两军会师后，因中央红军电台较多，中央抽调了几部电台给四方面军部队使用，至此四方面军下属各军才配齐了电台。当时，会合后的10余万红军部队，由于各自担负任务的需要，分布在川西北高原的五六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上，相互联系主要依靠电台。各单位所配电台也基本固定。比如：后来分左、右路军时，左路军朱德、张国焘使用宋侃夫台，右路军徐向前、陈昌浩使用王子纲台。另有二局的蔡威台也跟着徐、陈。也就是说，当时跟左路红军总部（朱、张）的只有宋侃夫台，跟右路前敌指挥部（徐、陈）的只有王子纲台、蔡威台（蔡威为二局局长，该台主要搞侦察，此时也跟徐、陈）。因此，宋侃夫说那时“张国焘发电报只能经过我这里，他不可能在别的台发”，“那边（右路军）只有蔡威、王子纲能译，译出来只能交徐、陈”。这就是当时的客观情况。所以，在徐、陈的前敌指挥部所配属的电台中要译出张国焘的电报来，是绕不过王子纲、蔡威的。当时电台属机要部门，一部电台的保卫极为严密，常常是1个连的警卫部队，内勤外勤极为周密，无关人员是绝不可能接近的。吕黎平（一方面军干部）时为作战科副科长，没有资格进入机要重地，更不可能越俎代庖，帮助译电。同时，一、四方面军密码不同，密码又不在手中，他如何能译？况且当时巴西、班佑地区房屋有限，部队驻扎分散，吕黎平所属作战科与机要电台并不在一块，他也绝无跑到机要科闲逛的可能。

红二方面军老战士、曾任昆明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陈靖曾当面质问和批评吕黎平。陈靖说：“我问吕黎平：你一个作战科的副科长，怎么能看到属于机要科的密电？按纪律规定，你是不能跑到机要科串的。吕回答：是帮助翻译。我说，这可能吗？还有，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你怎么能看？这是犯纪律的！电报又不是给叶剑英的，你怎么还能给他呢？吕黎平支支吾吾，无言以对。这都是不可能的，编得漏洞百出，还说怎么送给毛泽东。收发报的两方面，谁都说没有。吕黎平是捏造出来的。还说是人家让他说的。”“如果真有的话，1937年批张国焘批得那样厉害，连桃色新闻张国焘如何摧残16岁的小姑娘的事都拿出来了，怎么不把这拿出来？1938年张国焘出走，开除党籍时怎么也不拿出来？”^[2]其次，吕黎平所述“密电”内容前后矛盾，缺乏可信度。他在其署名文章《严峻的时刻》中这样介绍“密电”内容：“×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复。”^[3]虽然他的记忆功夫貌似清晰，但是这里刻意编造的痕迹十分明显。笔者翻阅过的张国焘所发电文不下千份，但从未见过有“余”字的自称。并且，这只是“密电”内容的一种说法，出自他口中的“密电”内容有多种说法。他在另一次回忆中，其“密电”内容则是：“×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4]此电文关键的后一部分与前一次电文的后一部分内容上有很大区别。并且，前一次吕黎平把接收和译出及递送“密电”的时间说在9月8日，这一次说在9月9日。

吕黎平于1984年9月7日在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又这样回忆“密电”内容：“以前我回忆的只是大意，事过五十多年，不一定记得一字不错，但有几点是肯定的：（一）坚决反对北上；（二）要右路军回头南下；（三）如中央不同意南下就要监视其行动，要‘彻底解决’或是‘武力解决’。”^[5]他还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中再一次叙述了“密电”内容：“9月9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6]这样，吕黎平笔下的“密电”内容又变成“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了。

与吕黎平所说译电版截然不同的贺俊桢破译版“密电”更令人匪夷所思。贺俊桢长征时任中革军委二局报务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无线电技术学校校长等职。他在接受范硕先生访问时说道：“我们二局的主要任务是侦破敌人的电台密码。在一、四方面军分家前气氛就比较紧张，我们就注意收听四方面军的电台。”“当时我们破译的水平比较高。破译电报的是一科科长叫曹向人（曹祥仁），译后交给曾（希圣）局长，由曾局长和叶帅联系。那个电报我是收到看到了，是‘十万火急’（当时电报分等级，有记号，与国民党的不一样。四方面军自己有密码。这个报是用他们的密码，但我们可以破译）。”^[7]

如果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并按这一逻辑来推理，那这里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大发现：它给了人们一个获得破解“‘密电’找不到了”这个世纪谜案的最后线索，并回答了一个“密电”藏身之处的大问题。这也就是说，已经有了两份内容一致的“密电”：一份是“吕氏译电”，一份是“贺氏破译电”。其中的“吕氏译电”就算是叶剑英看完后，交给陈昌浩了，这份译电失踪了（曾有人诬指陈昌浩藏匿或销毁了“密电”），但是那份破译出来的“贺氏破译电”不是还在吗？因为它是用非常手段破译出来的，当然绝不会也交给陈昌浩，也绝不能让陈昌浩知情。这也就是说，这份电报的原破译件还在有关高层人物手中，因为从贺氏提供的情况看来，这份电报只能是到了他们那里，按说不可能有丢失的道理。

可是，若干年来，这份“密电”老不露面。20世纪80年代初，党史专家胡华在会议上说：“武力危害中央的问题，危害的实质不能改变。”“电报在叶帅手里。”^[8]结果有人来到叶剑英处，找出来的还是一张报纸，还是报纸上那段吕黎平的回忆。

叶剑英是“密电”问题的最关键的关联者，是首先提出“密电”问题的毛泽东在发言中唯一涉及的人物。同时，毛泽东还着重指出了当时叶剑英“偷来给我们看”的电报内容。数十年来，关于“密电”问题的文章很多，而无数与“密电”问题毫无关联的人士也要来发表一通关于“密电”内容的文字。可是，偏偏最为关键的当事人叶剑英关于“密电”内容的具体说法始终没有公布，笔者找遍了所有有关材料，都找不出叶剑英直接叙述“密电”内容的文字。

历史证明，叶剑英是一位大智慧者。他饱览历史风云，“一生唯谨慎”，“大事不糊涂”，自然也就有自己行事的逻辑和风格。不过，他终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

注释：(www.xing528.com)

[1]夏宇立：《张国焘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

[2]陈靖与笔者的谈话，2001年7月22日。

[3]《解放军报》，1979年5月1日。

[4]范硕：《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秘》，载《中华儿女（国内版）》2003年第11期。

[5]转引自《叶剑英传》第11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6]《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1册，第58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

[7]范硕：《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秘》，载《中华儿女（国内版）》2003年第12期。

[8]朱玉：《与廖盖隆谈话要点》，1982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