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武力危害的密电：四个理由揭示的真相

“武力危害”的“密电”说法一出，立即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他们当中既有当事人，也有学者。其中国防大学朱玉、王年一教授从4个方面的分析中作出了彻底的否定。^[1]

第一，始终找不到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从1935年9月3日张国焘致“徐、陈并转呈中央”电起，直至9月14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的相互往来电报，中央致“徐、陈”电报，还有中间彭德怀、李富春与林彪、聂荣臻之间的电报中，都没有“武力解决”中央这样的文字。1936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电专门报告了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及张国焘所犯严重错误，其中也只讲南下电令，没有提及“武力解决”。此外，从各档案馆历来积存的所有文电中也都找不出有这类内容的电报。

第二，从一系列有关文献的查阅结果中，断定没有“武力危害”中央的电报。例如：中央政治局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935年9月12日）、张国焘的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1937年2月6日）、凯丰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和《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约在1937年3—4月间）、张国焘的检讨《关于我的错误》（1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的《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的《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1938年4月19日）等有关历史文件，均未见有此记载。

第三，从有关亲历的高层人物的回忆中，没有发现“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内容。根据编造者提供的材料，所谓“密电”的直接接触者，在高层只有6人：一是张国焘，是“密电”的制造者；一是陈昌浩，是“密电”的接受者；一是朱德，是目睹南下“密电”者；一是徐向前，是“密电”的接受者或目睹者（一种说法是“密电”发给徐、陈，一种说法是只发给陈昌浩）；一是叶剑英，是“密电”的目睹者和偷出者；一是毛泽东，是叶剑英偷出“密电”的目睹者。此外，再也没有高层人物直接接触所谓“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了。

“密电”的所谓“始作俑者”张国焘，无论在其叛党前的检讨中，还是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均未承认有此“密电”。1937年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有人质问张国焘企图用武力解决中央，张当即反驳。他说：“在南下开（松）岗会议，总司令提出问题，为什么要用武力解决中央，（周）纯全答复并无此事。我要说明的就是发展到陷害总司令与武力（斗）争解决同志，如果是这样，便反革命了。”

陈昌浩因执行“国焘路线”而多次受到批判，不断检讨。我们查阅了他在延安时写的检讨，并未提及“密电”问题。“文革”中，他惨遭迫害而死。他生前曾多次向家人谈及一生中犯了不少错误，但强调唯独张国焘发给他“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是没有的。他说：“我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电报。”“我没有看到，我和徐向前同志都没有看到。”

徐向前在晚年口述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中央和张国焘争论和斗争的过程，叙述了收到9月8日的南下电令，并由陈昌浩报告了中央的情况，此外不知道还有另外的“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1982年8月24日，他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的谈话中，专门回答了“密电”问题。他说：“接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的最大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还有，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人译的，发给谁，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是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1988年11月5日，他在致函中央党史研究室时，又明确表示：“关于张国焘‘密电’，企图危害党中央的问题，我不知道有此事。”“党史上的重大问题，一定要做到确有根据。”

叶剑英晚年回忆：“那天，前线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我一看电报报头是给陈昌浩的，便递给了他，他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得上看，又顺手给了我。我一看才知道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看到这个电报后，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叶帅在这里只说电文“语气很强硬”，而未讲具体内容，更未提“武力解决”。

朱德在中南海一个座谈会上说道：一、四方面军北上，张国焘“到阿坝时，他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将北上的部队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接着，告诉中央毛主席，没有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上去的部队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2]关于毛泽东的回忆，我们见到的有两处：一是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清算“国焘路线”时所说。另一处是1971年8月28日他在长沙与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的谈话，要他们尊重叶帅。谈话被整理成《毛泽东谈话内容追记稿》。毛泽东概述了党内前5次路线斗争后说：“以后就出了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在这件事情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徐向前、陈昌浩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先给了我，我们才走了，否则，我们就当俘虏了。”毛泽东的一次发言，一次谈话，所指出的问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的发言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意思是张国焘叫部队南下，南下后再“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而不是就地“武力解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与“反右”、“反倾向”、“开展路线斗争”一类的话都是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语言，与“肃反”、“武力解决”不是一码事。后者的谈话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我们就当俘虏了”等，性质就变了，变成了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陈和四方面军就要就地“解决”中央、“俘虏”中央，即是要动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陈既没有动武的任何军事部署，且在中央率军北上出走后，又严令禁止部队追击（徐向前当时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可见，后者的谈话与前者的发言出入甚大，与事实也相去甚远。

综合这些当事领导人的回忆材料，虽然说法不尽相同，但不难看出，都是围绕“南下”电令，而不是什么“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这也有9月8日22时张国焘致徐陈的南下电报、9月9日中央致“国焘并徐、陈”的“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和“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的电报为证。(www.xing528.com)

第四，直接接触“密电”的机要电台工作人员没有发现“武力危害”中央的“密电”。电台工作人员能够直接接触“密电”的主要有4人。他们是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在左路军者为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电台台长宋侃夫、机要科长曹广化，在右路军者为三局一台台长王子纲和二局局长蔡威（长征后期病逝）。当时，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各有自己的电台密码本，收发报均按自己的密码本发出和译出，谁也无法译出对方的电报。张国焘从左路军发给右路军徐、陈或中央的电报，均须由左路军的四方面军电台发出，由右路军的四方面军电台译出。因此，所谓“密电”当事人的电台工作人员，便主要有宋侃夫、王子纲、曹广化、蔡威等人。几位发电报或收电报的同志都有各自的回忆，全都否认有“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

宋侃夫（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说：“那时候，凡是张国焘发出的电报或收到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的或亲译的，都要经过我（左路军方面）和王子纲（右路军方面），我们从来未见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张国焘发电报只能经过我这里，他不可能在别的台发，这是肯定的。再说一、四方面军的密码又不一样，因而一方面军的同志也不可能译出四方面军的电报。那边只有蔡威、王子纲能译，译出来只能交徐（向前）陈（昌浩），不可能交给别人。这是规定，也是机要工作的原则。”

王子纲（曾任邮电部部长）的回忆与宋侃夫的回忆相吻合。他同时强调说：“当时，译电员在我的一台，译好的电报由我们台派通信员送给总部首长，根本不经过其他人。”“我在右路军跟徐、陈期间，所有的电报都是徐、陈两人收，根本没有单独给陈一个人的电报。”“假如真的有‘亲译’的‘密电’，那么陈昌浩还没有看到电报，电文未译出来，别人拿到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你怎么知道是要‘武力危害’中央的‘密电’？”

曹广化（曾任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说：“关于‘武力解决’的‘密电’，或者现在有人说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因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电报。我那时当红军总部机要科长，我不记得从我这里发过这样的电报，也从来就不知道有过这样一个电报。”“要问我现在的看法，我说没有这个电报。为什么呢？第一，张国焘给陈昌浩发电报，应该是他拟好电文，交给我们机要科，由译电员译成密码，再交给报务员发出；对方收到报译成电文，才交给收报人，这是当时发电报必经的几道程序。现在是，当时在机要科的同志和在右路军的报务人员都说未见过这样的电报，我想，张国焘自己是不会把电报发出去的。第二，在我的印象中，张国焘给右路军发电报都是给徐、陈两人的，如果有这个电报，这是调动整个右路军千军万马的大事，怎么能抛开总指挥，单独给陈昌浩一个人发电报呢？这个不可信。第三，那时候电报那么多，前后的电报都没有丢，唯独把这个电报丢了，那不是怪事嘛。那时我是科长，从未听说丢过电报。”“再说，那时的机要纪律是很严的，如果真的有这个电报，中途被人‘截获’，那张国焘、陈昌浩还不追查，杀我们的头？”^[3]

注释：

[1]朱玉、王年一：《也谈长征中的“密电”问题》，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朱德委员长谈红二方面军渡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1960年11月9日下午，政治学院资料室藏。

[3]朱玉、王年一：《也谈长征中的“密电”问题》，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