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有这个密电的是毛泽东，但他没有说要“武力解决”。1937年3月，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了一段举座为之震惊的话来：“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1]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密电”之说的源头。
1951年8月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在对“巴西会议”的注释中有这样的叙述：“这时，张国焘率领一部分红军和中央分裂，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脱离危险区域，并率领服从命令的红军向陕北前进。”[2]这里的“企图危害中央”、“脱离危险区域”较“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大大地跨前了一步。
“文革”结束后，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的吕黎平说得更为具体：这天晚上，右路军的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接到了来自张国焘的一封密电，密电劝右路军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南下，“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吕黎平拿到这个电报以后，就给了叶剑英。叶剑英把它抄在了一个烟盒上，然后向毛报告。毛泽东等决定晚上迅速开拔。几十年来都是这个说法。代表性的文章有1979年5月1日吕黎平发表的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也就是说，“密电”是他亲自参与译出的；“密电”内容性质更明确，即“武力解决”；还回忆了“密电”的全部文字；同时也把当年收译和送交“密电”的全过程作了展示。
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教授在研究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1981年12月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上发表了《关于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密电的质疑》，对这个长期流行的说法第一次提出质疑。他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没有找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第二，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第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这类著述都没有提到此事。因此，“似可得出‘武力解决’之说并不可靠的结论”。
王年一的文章一发表，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也引来当事人的批评。不久，吕黎平在《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上发表《对〈关于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密电的质疑〉的回答》，坚持这个“密电”是存在的。王年一在1982年6月的《党史研究资料》再次发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质疑；除了原来的理由，文章还增加了几点理由。
20世纪80年代，又有一些新人加入。除了前面吕黎平“译电”的吕氏“密电”之说，又出现了一个贺俊桢“破译电”的贺氏“密电”之说。译电和破译电是两种不同的渠道。译电是内部的通讯，破译电是对敌方的电讯侦察。这就是说，按他们的说法，这两种途径中双双获取了张国焘“武力危害中央”的“密电”。(www.xing528.com)
198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范硕（军科院研究员）发表文章，又谈“密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的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当时，这个事算是平息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
2003年第11期、第12期和2004年第1期《中华儿女》连载范硕的长篇文章《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秘》，引用了大量的回忆材料，说明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甚至“武力解决”的“密电”是存在的，而且指责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接着，朱玉、王年一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上发表《也谈长征中的“密电”问题——请教范硕同志》，认为张国焘命令右路军南下的电报是有的，但所谓“武力解决”或“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根本没有，党的有关决议、历史文件都证明这个“密电”不存在。
注释：
[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666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1页，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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