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果达从一方面军几位重要高级指挥员的回忆出发，对中央单独北上前左、右两路军的关系作了历史考察。
杨尚昆的感觉是“令人感到空气里已经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1]那么，“火药味”究竟浓重到何等程度？
彭德怀回忆自己准备扣押人质。他向毛泽东建议：“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儿，答曰：不可。”[2]彭德怀显然主张先下手为强。这一情节，以黄克诚回忆作佐证：“彭德怀曾主张先发制人，扣押陈昌浩作为人质，以逼使张国焘就范。”[3]
聂荣臻回忆自己当年子弹上了膛。一天晚上，聂荣臻在拒绝了陈昌浩的拉拢后，在回部队的路上非常紧张：“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着走在前面，我走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在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4]
据刘伯承当年的警卫员王泉云回忆，刘伯承与董振堂等人秘密做了一番准备后，就寻机同朱德商量：“我建议如果带领五、九军团单独北上不行，干脆施个计谋，将张国焘抓起来，强行北上，以拯救红军，消灭敌人，打破蒋介石的围剿。”[5]刘伯承还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捉拿张国焘计划的实施方案，但朱德强调红军的团结，制止了刘伯承的计划。王泉云的回忆是可信的，因为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可以作旁证：“刘伯承沉默了一下，突然问朱德：‘你有几支枪？’朱德知道刘伯承想干什么，便回答说：‘一支小手枪，两支驳壳枪，你呢？’刘伯承说：‘五支。’朱德想了想，觉得与张国焘的这种分裂活动作斗争，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必须讲究方法和策略，决不能以个人生命为赌注，而应该经过一切曲折办法促使红四方面军北上。因此，他对刘伯承说：‘现在为党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在这里，一个人无所谓，这事情演变下去，对革命不好！’后来，刘伯承回忆他和朱德与张国焘作斗争的情况时，认为朱德的方法是正确的。他说：在与张国焘作斗争的方法上，‘我是不如总司令的，我是暴躁的，时常不给张国焘留一点余地，总司令说：‘这样是要不得的。’”[6]
从一方面军几位重要高级指挥员的回忆看，当时同四方面军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武装冲突随时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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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尚昆回忆录选载：长征（下）》，载《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
[2]《彭德怀自传》，第20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3]《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
[4]《聂荣臻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
[5]王泉云：《朱德制止刘伯承捉拿张国焘》，载《文史月刊》2004年第2期。
[6]《朱德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第2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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