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两路军长征：行动分析

左、右两路军是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而由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的，从组建到取消只有1个多月时间，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8月3—15日。这一阶段的中心是右路军配合左路军。

为了贯彻夏洮战役计划，进一步明确当时的形势与任务，党中央政治局于8月4—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举行会议（以往史著和回忆录多称此次会议为“毛儿盖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提出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强调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会议决定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陈昌浩、周纯全增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还任命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可是，在沙窝会议结束不久，张国焘又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仰仗枪多、人多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

《夏洮战役计划》的重心最初是放在左路军西进阿坝方向开展。为执行这一战役计划，前敌总指挥部曾多次提出右路军应求得与左路军切实配合的要求。8月上旬，红军在南线对刘文辉、李抱冰等作战失利，党坝、耿达桥两地相继失守，后方受到严重威胁。但是，在北线，右路军取得迅速进展，先头部队于9日进占大藏寺，准备集中兵力向阿坝攻击前进。8月10日，前敌总指挥部在毛儿盖拟定了《右路军行动计划》，对右路军配合左路军北上提出如下部署：（1）右路先遣团向班佑侦察前进，占领班佑、撒路、包座地区，以掩护右路主力北上；（2）向松潘之敌佯攻，以吸引敌胡宗南大部于松潘附近；（3）先遣团和各梯队在8月12—17日内完成出发准备，并一律备足15天粮食。按照右路军这一行动计划，要求三十军之两个团北上色既坝、班佑；包座之先遣团待四军先到哈龙后，随三十军其余4个团跟进；一军走哈龙、毛儿盖或随三十军跟进；三军为殿后；四军之两个团为最后掩护队，以掩护三军过毛儿盖。前敌总指挥部还要求各军北上途中尽量避免与敌决战，速取夏河。

第二阶段：8月15—20日。这一阶段的中心是左路军靠拢右路军。

8月15日，党中央电张国焘，提出新的行动计划。中央根据当时的地形、气候、敌情、粮食等各种条件，认为夏洮战役的重心应由西转向东，即将主攻方向由阿坝转向班佑，指示一、四方面军主力集中于右路，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右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这就改变了第一阶段右路军配合左路军的计划。中央还要求将右路军的五、三十二军调至右路，以加强班佑方面的实力，但这个要求后来未能付诸实施。

根据中央新的行动计划要求，18日，陈昌浩、徐向前就一、四方面军行动意见致电红军总司令部朱德、张国焘，提出：如阿坝已为我军占领，则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军，速齐并进，以免力分。右路军拟于18日开始出动，三十军为先头，四、一、三军跟进，计划于9月3、4两日全部到达洮河、夏河一带。同时，要求左路军必紧接右路军齐头并进。后来右路军出动日期推迟了1天，右路军先遣团于19日由毛儿盖出发；同日，左路军五军和九军四团进占查理寺，总司令部亦于同日由大藏寺向查理寺前进。

19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左、右路军行动作如下部署：（1）左路军一纵队准备向班佑前进。一纵主力与右路军齐头靠紧前进为战胜敌人的先决条件。（2）右路军应最大限度集结主力，以利右路军对松潘和夏洮单独作战。（3）左路军主力不能由黄河两岸前进。（4）阿坝必须攻取，以解决财粮策源，必要时可助右路，又可多辟北进路，有利于建立后方根据地。（5）后继部队随左路进，须多备粮。（6）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比芦花、毛儿盖条件好多了。

同一天，左路军二十五师攻占查理寺。总司令部电前敌总指挥部，提出右路与左路联络困难，左路若不向阿坝攻击，将无粮并多番骑扰害。

第三阶段：8月20日—9月2日。这一时期的中心是左、右两路军主力应向东发展。

8月20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报告，强调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他指出：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应看成是战略预备队。他还说：我们应坚决向东打，而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提出要实现以红军主力迅速占取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的战略方针。

为贯彻毛儿盖会议决定的精神，前敌总指挥部提出：右路主要由洮河右岸走捷径向岷州、哈达铺前进，争取洮河东岸。

左路军二十五师于8月19日攻占查理寺后，接着会同九十三师于21日攻占川西北重镇阿坝。五军、三十三军跟进。当天，陈昌浩、徐向前电告朱德、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决定主要是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

22日，徐向前、陈昌浩由毛儿盖去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随徐、陈行动。23日，三军主力也抵达毛儿盖。

中央政治局于24日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指出：（1）应迅速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另遣支队向黄河以西发展。（2）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进发，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3）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以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4）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电朱德、张国焘，也提出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军马上向右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

27日，右路军占领班佑。右路军三十一军之九十三师准备29日晨经郎亚、箭步圹到班佑。

在此期间，张国焘行动迟缓，始终把注意力放在阿坝方面。28日，他指令“川康省委”，应留守阿坝并迅速在阿坝查理寺一带布置各方面工作。

29日右路军一军攻占巴西、阿西，随后右路军以三十军和四军攻打上包座，四军一部袭击救济寺，一军集中巴西，少数在班佑。前敌总指挥部认为利用打包座之机，左路军宜很快向班佑方向前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包座之战从30日下午开始至9月1日上午结束，经过两天激烈战斗，毙俘敌约2000人，缴获枪支1500余支。(www.xing528.com)

红军总司令部为执行中央关于左路军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的计划，8月30日对左路军第二纵队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左路军之九、三十一、三十二军各部陆续于9月4—12日集中查理寺向班佑前进，三十三军在马圹警戒。

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电朱德、张国焘，提出：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第一步以一、三军控制罗达地区；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候左路军到达后，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这样必能争取伟大胜利。但是，张国焘于9月2日提出葛曲河水涨大，不易消退，侦察上下15公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粮食只有4天等种种困难。张国焘以此为借口，使左路军与右路军的会合出现了新的障碍。

第四阶段：9月3—12日。这一阶段的中心是南下与北上之争，左、右路军分离。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提出由于葛曲河水上涨，无法徒涉和架桥，加上粮食困难，认为“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决定4日晨分3天全部折回阿坝。他还提出拟乘势诱敌北进，左、右路军趁机南下回击松潘的主张。由于张国焘公开指责中央北上方针，并在行动上返回阿坝，计划南下回击松潘，这就完全破坏了党中央关于左、右两路军集中班佑，共同向洮河流域以东发展的北进部署。

这时，一、三军分别在潘州、阿西驻地休整。党中央坚持以不分散一、四方面军主力为原则，认为左路北进为上策，右路南进为下策。

可是，张国焘到阿坝后更不愿意北上。9月8日，张国焘密电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中央政治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周恩来和徐向前、陈昌浩共7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电令张国焘北上，同时对徐、陈耐心做解释工作，徐、陈当即表示同意中央决定。但是，由于张国焘坚决要徐、陈率军南下，他们便不得不回去同左路军之四方面军会合。

9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界）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同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军委，对向东与敌作战缺乏信心，提出南下理由如下：（1）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2）懋功、丹巴、绥靖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江、南江、巴中地形险，南方粮不缺。（3）丹巴、甘孜、道孚、天全、芦山比洮河、夏河好。（4）北进，则阿西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

鉴于张国焘拒绝中央命令以及他采取了要挟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的分裂行动，为不失时机地实现北上战略计划，中央政治局果断地采取了相应的紧急措施：（1）9月9日晚，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一、三军迅速脱离险境，于翌日晨离开巴西地区。（2）9月10日，党中央政治局命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徐向前、陈昌浩指挥，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3）党中央于9月10日向四方面军广大指导员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明确指出：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无论如何不应再退回原路，“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4）中央一面令一军向罗达、拉界前进，一面率三军及军委纵队开抵拿界。

11日，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到达俄界集中。这时，中央再电张国焘，“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同时“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1]张国焘不但违抗中央北上命令，反诬中央率一、三军团“乘夜秘密开走”，“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会断送一、三军团”，“不拖死也会冻死”，竟把左、右两路军分离的责任推到党中央身上。

为了解决由于张国焘分裂行为造成的危急局势，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在俄界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指出：向南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使一、三军团去走这条绝路，变更北进的方针。报告在列举了张国焘对抗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之后指出：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2]会议还决定将一、三军团缩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兼一军军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

14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等，明确指出：一、四方面军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张国焘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负绝对的责任。只有张国焘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电报还指出，中央率先带领一、三军团北上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二是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它们北上。然而，张国焘不经中央同意，私自把部队带上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电报再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率领左路军与四、三十军继续北上。

17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天险腊子口。同一天，在张国焘的指令下，右路军之三十、四军自班佑、包座由原北上路线南下到达毛儿盖。

至此，左、右两路军最后分离了，左、右路军的名称实际上也随即不复存在了，而张国焘终于走上了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罪恶道路。

左、右两路军的分裂是张国焘的南下西进战略方针同党中央北上东进战略方针矛盾与斗争的必然结果。两个方面军会合后，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始终对立存在着。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松潘战役计划》，还是《夏洮战役计划》，都是这两种战略方针互相调和与妥协的产物，而在执行这两个战役计划过程中又表现出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张国焘的本意是反对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的，后经中央多次说服并与之斗争，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上，他口头上表示同意，会后却又动摇。他从思想到行动，始终把注意力放在阿坝方向，而对班佑方向却表现消极、冷漠，长期将主力驻留在卓克基、松冈、大藏寺、阿坝地区，按兵不动。所以，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贯穿于左、右路军行动的全过程，各自的行动都是以此为转移的。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四方面军约有10万人；一方面军约有两万人，有的说有1.2万～1.5万人），企图以枪指挥党、威胁党，而当他的野心始终得不到满足时，终于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道路。

注释：

[1]《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载《甘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3。

[2]《六大以来》，下，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81。